从陈平个人经历看，正如千百万“共产主义”的忠贞信徒，并不是出身于所谓无产阶级，而是有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都接受过很好的教育。
自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出现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此后二百年，是“公共知识分子”左翼创造“共产主义”的历史。
他们从书斋观念走向街头政治，再从街头政治走向暴力革命，先是席卷世界，后被世界席卷。
有些人生前已经醒悟，有些人尚未醒悟，就被推上了自己参与创建的“共产主义”之祭台。
这些人中我们熟悉的有：法国罗伯斯比尔，俄国布哈林，中国陈独秀。
知识分子创造的“共产主义”，是此岸世俗形态的救赎政治，却比他们的前人——中世纪神父创造的彼岸形态救赎政治，更极端，但也更残酷。
因此，仅仅称二十世纪的历史为“极端年代”，显然不够。“极端”在哪里？
除了人类在其他世纪反复出现的冷酷自残，本世纪的特有极端是“热祸”，不将这一世纪命名“热祸年代”，也应命名为“中世纪回流的年代”。
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刷新了此前人类自相残杀的悲惨纪录，这一纪录很快被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共产主义”刷新：
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屠城记录200万，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饿死无辜农民，仅官方记录即为2000万以上。
这就揭示了百年历史中最为吊诡的底页——给穷人造成最大灾祸的，并不是其他，竟然是来自知识分子“为穷人的主义”，这是“热祸”之一；
更为意外的是，造成如此“热祸”，与其说来自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卑下部分，不如说来自现代神父的高端动机，宁可信其救世情切，不必责其道德卑污。
倘停留于道义谴责，则是思想懒惰，“热祸”一定会乘同胞们思想懒惰，一来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