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在政治清明和权力监督上的确卓有成效，但在“人咬狗才是新闻”、“坏消息才是好新闻”等理念作用下，常常有主导国家政治的雄心（或者说野心），

    也便有为政府设定议题、让政治跟着媒体转的现象，而政治家为得到民意支持，也常讨好媒体，所以新闻大亨默多克是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巴结的对象。

    布莱尔在卸任时把媒体比喻成“未经驯服的凶猛野兽”，但同时承认“也曾经集中精力来迎合和讨好媒体”，可见西方媒体已在不断“越位”。

    尽管李光耀在1988年就指出“不让外国传媒影响新加坡人的想法”，新加坡也对国外报刊的发行有数量上的限定，

    但新加坡仍是世界上信息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全球媒体都能在网络上看到，没有“封网”、“屏蔽”之举，人民能自由阅读到国际报刊。

    在预防海外媒体蛊惑人心的同时，也给本国人民开阔眼界和获取信息提供了方便。

    这种“负责任的新闻自由”模式，既避免了西方媒体过强的干政力、少约束的自由度，也不会导致因信息操控带来的国民视野狭隘、遇事极端的危害。

    在集权国家“坚硬”的新闻政策和民主国家“散漫”的新闻制度之间，新加坡走出了“柔和而富有弹性”的媒体管理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