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四代南洋华人，李光耀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里表现出一种灵活、“混搭”的执政艺术、生存方式。
    他经历过英国殖民、日本占领和美国霸权时代，在强权面前他是“最优秀的合作者”，却也从不惮于“偷换概念”、“借鸡生蛋”。
    他借助“西方精英说”为这个华人占多数的小国“人造”出属于自己的国民性，
    又借助似是而非的“东方思想”抵制舶来强权要其实行民主化、尊重人权和法治的压力。
    起家之初，他曾和当时势力强大的南洋共产党合作，但羽翼丰满后便摇身成为反共旗手；
    作为东南亚反共联盟干将，他坚决抵制共产主义运动在东南亚的扩张，长期拒绝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却又长时间保持和中国的密切外交联系通道。
    他在殖民时代为树立自己“个性品牌”，曾在公共场合放弃使用用惯了的英文名“哈利.李”，以此凸显新加坡和自己的“独立必要性”；
    但自治一旦成为现实，他又将“西化”和“现代化”二者“打包强售”，为稀释华人情结不惜“傍”上大马联邦。
    当大马推行族裔歧视政策或欧美影响危及其政治地位稳定时，他打着“保护华人利益”、“捍卫东方文化传统”的旗号搞独立性，
    一旦真有了独立性，他却开始排挤华人对新加坡社会的影响力，甚至不惜“刨了南洋华人的祖坟”——关闭新加坡南洋大学并压缩华校教育。
    他将自己儿孙送入华校，却不允许其在家说中文的一幕，可谓这种“混搭”的最生动体现。
    之所以如此，说到底是为了生存：他本人，以及他的“长子”——新加坡共和国的生存。
    新加坡巧借时势活得很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