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缺乏民主土壤的政治盐硷地上，通过民主规则产生专制者甚至独裁者的案例层出不穷，
纳粹通过魏玛宪法的民主程序走向前台从而引发世界性灾难，这是20世纪最著名的民主走向专制的案例。
在土耳其，凯末尔的继承人伊诺努以高迈开阔的政治胸怀进行多党制改革，
但因此而崛起的民主党在赢得大选后就开始了专制统治，直到十年后由军事政变产生的军政权来收场；
    在智利，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普选权改革到1970年取消选民资格识字要求达到极致，致使共产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险胜当选总统，
他上台后激进的共产主义运动改革引发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冲突，最后也是以军事政变收场；
    最近十多年来，普京通过民主制度而逐渐成为威权统治者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普京的俄罗斯早已非民主国家。
    这些案例都昭示了政治学者们无法回避的民主悖论问题，即如何防止专制者通过民主程序而推翻民主制。
就像欧洲大量国家在二战后将一切公然宣扬纳粹的言论立法为犯罪一样，
受过某种东西损害的人往往会极度地警惕它和它的同类，有时甚至因此而走到与其敌对者相似的罪恶中去。
李光耀及其人民行动党并不是一个民主政党，但它比曾经盛行一时的共产主义更有常识，
在竭力戒断新加坡的这一政治毒品过程中，它自身也染上了部分专制毒瘾。
不仅在共产主义势力式微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是共产主义势力已经几乎彻底消亡之后的今天，
李光耀政治的巨大惯性还在继续，人民行动党的威权统治在其无特权的法治护佑之下，依然会长期存在，
而这与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早已毫无瓜葛了。
    公平的法治，权力的廉洁和高效，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犯罪率的低下，
洁净宜居的城市……这一切都掩盖了新加坡背后可能的危机，它的巨大成功即使在世界历史中也是相当罕见的，
而问题恰恰在于它的巨大成功，因为这一成功的大厦建立在流沙之上──社会力量极弱的强势政府一旦出错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