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就是：企业从遍布全球的产品中所获得的利润十分有限，有时甚至不得不亏本经营。
对于原材料的上涨，企业家的确无能为力，而工资上涨从历史角度来看也属必然，造成“中国制造”困局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政府的短视和私利。
其一，当初各地政府为了吸引投资纷纷推出优惠措施招商引资，许多更承诺给予免租或大幅减税等落地优惠，期望拉动区内经济，增加就业。
表面上这种结构并没有太大问题——建厂、募工、生产、出口一切顺理成章，好光景加上低成本（廉价劳动力以及政府补贴）使产品价格富有竞争力。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等同于温水煮青蛙。
当这些竞争力逐渐消失时，缺乏创新、设计、高品质等特质的“中国制造”在面对更为廉价，以及转型后的发达国家的竞争时，便显得力不从心。
这一部分责任很大程度归因于政府当初短视的优惠政策，并没有将鼓励企业创新、品质监管放在首位。
其次，中国政府班子通常五年换届，官员晋升的考核主要取决于管辖地经济的发展，吸引外资，搞产业园、科技园、生物园等一系列大项目是短时间内促进经济发展的捷径，
一窝蜂的投资最终间接造成了许多行业产能的过剩。
政策的不稳定更令企业家摸不着头脑，过去一两年广东省主张将高耗能、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迁移，这无疑增加了企业家的成本。
在大政府的背景下，民营企业家亦需要花大量时间和新任政府领导增进交流，浪费了本应专注业务的人力和物力。
现时的金融危机恰恰是“中国制造”转型的一个机遇，解决“中国制造”困局最根本的方法不是进一步出口退税、政府补贴等短期行为，
而是在更为自由、透明的环境下让企业竞争，无论民企还是国企，在资源的获取上应该平等竞争。
政府的职责应只在于监督和确保法律的有效实施。
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企业的创新，才能激励企业对品牌的投入；也只有这样，制造业的转型才会真正开始，“中国制造”才能再一次击败对手，赢得世界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