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有一段话：为了治病，方子上开人参。病没治好，倒落个满身浮肿。用萝卜子来解，才恢复先前一样的瘦。人参白买了，还倒贴了萝卜子。
这大概就是一种折腾。
你想想，我们建国后，土地分给了农民，工业基础虽然薄弱，却也有一定数量企业，本该让人民休养生息，自然发展。
但我们要治病，治“一穷二白”的病，要“赶英超美”，“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要“一天等于二十年”，“大跃进大发展”。怎么样实现？
开的方子是社会主义，是“人参”，好得不能再好。
于是农民归大堆，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于是私有资本国有化，生产活动集体化，于是计划部门雄心勃勃，粮食产量多少多少，钢铁产量多少多少。
结果哩？二十多年下来，穷病没治好，反而是“国民经济走向崩溃边缘”，“落个满身浮肿”。
改革是用萝卜子来解。目的是恢复先前一样的瘦。农民不归大堆了，私有经济可以发展了。
我们转了一个圈，又开始回到建国初期的那个原点。社会主义白搞了，反而平空生出一个改革。
为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少折腾。比如农民归大堆，就要号召，要动员，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要打击反社会主义的思想与行为。
还要研究组织形式和名称，“叫人民公社好”，要完善组织结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一个“承包制”，这些都白搞了，只能算是折腾。
再比如，私有企业的国有化，我们还进行了创新，不是“暴力掠夺”，而是“和平赎买”，先是“公私合营”，后是给资本家“定金”，再后是“定金”也没了。
一允许私有经济存在和发展，这些也白搞了，也是折腾。
不仅于此，上层建筑还要适应经济基础，于是有计委经委，有生产计划工资计划，有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有先重工业还是先轻工业的争执，
那么多的人在研究，在规划，一旦实行市场经济，这些同样是白搞了。
理论上有个“路径依赖”。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搞惯了，所以用萝卜子来解的改革，也充满折腾。
不要说农村承包制实施过程中的争议和风险（如小岗村农民的风险），单是国有企业要不要私有化，或怎样私有化，现在就吵得沸反盈天。
国企改革的各种研究，各种方案，一抓一大把。
如果当初没有社会主义的“药方”，没有公有制的的强制推行，何来现在的改革？
以至弄得左派右派，恶言相向。
改革能否搞得成，能否“消肿”，恢复先前一样的瘦，还是天上的事，恐怕还得折腾一段历史。可见用萝卜子来解也非易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