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阶层获得主要的好处。体制经济中，经济主要由两方面实现：
    第一，资金权力从上至下的模式。印钞和基建过程中，都是上级把控投资贷款和基建审批权，
    级别越高权力越大，下级想获得资金或者承包工程，必须向上级官员贿赂，部分大型基建项目各级回扣达到成本的40%甚至更高。
    在金融贷款的发放过程中，项目不同回扣也不同，15%以上属正常。回扣主要由级别较高的官员获得，进而他们又向更高级别的官员进贡。
    第二，收费权力自中而上的模式。在铁公基的水电油气公路医疗教育等各种机构收费，以及房地产等各种相关收费的项目中，
    中低官员掌控主要的收费权力，他们拿到回扣后向上级进贡。通过以上两方面的经济模式，官员收益丰厚。
    同时，围绕中高级实权官员形成一个经济群体，为体制经济和官员服务，帮助他们获取更好收益。
    例如房地产企业、钢铁水泥煤炭等上游企业、与官员有关系的供货商以及高端商业餐饮娱乐等，这些企业的员工普遍收入较低或很低，主要收益均由老板获得。
    另外，为中国市场供货的大型外企也获利甚丰，包括汽车、各类奢侈品、高端建材、各种大型设备、医疗器材、关键零部件等。
    这些外企属于国外技术和国内权力相结合，员工收入一般，收益主要集中在中高层管理。
    随着体制经济膨胀，中国民众越来越了解官员的贪腐状况，但人们不是谴责和抵制，而是羡慕妒忌，希望自己也加入其中，
    典型行为就是大学毕业生疯狂参加公务员招考。
    这说明，大学生很清楚，士的阶层在变穷，放弃对中产阶级的向往，试图进入政府机构，向大夫阶层靠拢，进而成为大夫阶层的一分子。
    不过，体制消耗过度，很快入不敷出。2011年起，中产买房资金枯竭，基建规模过大资金链断裂。
    高利贷和理财项目在地方政府的暗中支持下遍地开花为房地产融资，国企和房企大规模在境外（主要是香港）发行企业债，或者直接到香港和美国上市圈钱。
    不论国内金融还是国际金融手段都是从民众手里拿钱，大部分资金进入体制经济，再通过回扣和消费等途径进入中高级官员、依附体制的富人以及外企手中。
    2012年一些地区高利贷开始爆破，2014年高利贷全面爆破，席卷全国的大部分三线以下城市和地区。
    2015年开始，各种到期的理财产品陆续违约。
    简言之，在房地产、理财产品和高利贷爆破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大部分人的现金越来越少，逐渐陷入贫困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