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一次生物科技大会上﹐我们听到一位发言人在开场白中提出了“来自亚洲的威胁”。他谈到中国正在培养大量分子生物学博士﹐并肯定下个阶段会是中国公司试图强力进军新药物开发领域。

    现在﹐聪明的年轻中国学生正在大学里努力学习。几年后﹐他们会在中国生物科技公司或研究所挑灯夜战。他们会再花十几年时间做研究和临床试验﹐这一切都是为了发明新药﹐而这些药或许会拯救数百万个生命。

    我们应该为亚洲创新的发展欢呼。从长远看﹐对科学进步、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益处远比对西方高科技领先地位的短期威胁更重要。

    从1993年至2006年﹐美国科学和工程博士毕业人数每年以24%的速度增长。但韩国同期增长了189%﹐中国的增幅超过1,000%。中国现在培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比美国多。

    要创造真正有用的创新﹐懂得大量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能够创造性地将书中的智慧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在将聪明学生变成高产发明家方面﹐美国和欧洲的大学依然表现最好。

    以炙手可热的年轻计算机科学家Ren Ng为例。他在马来西亚长大﹐但选择在斯坦福大学读书﹐他在那裡帮助发明瞭一款神奇的傻瓜相机﹐使用者可以先拍照再改变照片的焦点或景深。

    虽然只有31岁﹐但他已经是Lytro的首席执行长﹐这家初创公司将这款相机推向了市场。公司总部位于硅谷﹐不在吉隆坡﹐也不在首尔或上海。

    硅谷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因为这裡拥有至关重要的大量聪明技术人才和财大气粗的投资者﹐还有关键的一点﹐鼓励这些人冒险追求下个伟大创意的文化。他们可以下大赌注﹐因为他们可以依靠可执行的知识产权法保护真正的创新理念。

    但如今在北京和新德里也不缺聪明人才或有钱的投资者。在亚洲许多地区﹐对冒险和知识产权的态度开始向有利于发明家的方向转变。

    作为一个经济战略﹐在主要竞争优势为廉价劳动力时﹐抄袭是行得通的。但蜂窝电话网络的指数增长给亚洲经济体上了更为重要的一课：如果你聪明﹐就可以在价值创造的阶梯上跳过几级。全世界许多国家从未建设过完整的座机电话系统﹔他们直接跳到了手机。

    在整个亚洲﹐政界和商界领袖都在思考创建科技型经济的类似捷径。科技型经济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充满干劲的发明家﹐二是有一套保证企业投资能够获得回报的专利制度。

    中国政府明显希望鼓励出现更多这系统性的发明。去年它发佈了一项为期10年的国家战略﹐其中设定的一个目标是到2015年时每年的专利申请量达到200万件。中国2009年的专利申请量约为62.5万件。

    在亚洲﹐发明数量以高速度增长。从1989年到2009年﹐台湾发明家申请的美国专利数量激增1,138%﹐来自新加坡的专利申请量增长了3,211%﹐韩国的专利申请量飙升3,846%。

    随著新一代眼镜更轻、画面更流畅、视角更宽的3D电视在今年上市﹐领头的将是韩国公司LG。LG、三星(Samsung)和宏达国际(HTC)等亚洲公司正越来越多地成为率先将新技术推向市场的企业。

    我们还需要记住﹐亚洲在科技进步方面成为一流的合作伙伴﹐将在很多层面上有利于西方。这将壮大亚洲国家的中产阶级﹐扩大贸易联繫﹐为全球更加强劲的经济增长舖平道路。它还将使更多的国家有能力为核能、载人登陆火星和科技领域其他里程碑式的重大新突破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