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规模不经济的投资活动比比皆是,且大部分都是由地方政府所主导的。
一说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全国各地便一哄而上,
新能源、信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金融中心都成为各地重点扶植和发展的产业,产业同构化现象非常普遍。
再看看目前那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如钢铁、有色等原材料产业以及风电、光伏等所谓新兴产业,
都与地方政府的扶持和参与密不可分。
这应该引起人们深思:中国要实现经济转型,前提是要推动政府职能转型,
区域经济良性发展的前提就是要“去行政化”,对官员的考核就应该“去GDP”。
否则,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现象就无法根治。
当前中央政府为新型城镇化开出的药方是户籍制度改革、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
如何提高投入产出比,是选择发展战略、模式和路径的核心考核指标。
对国家而言,就是要实现规模经济;对企业而言,就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
对服务民生而言,就是要让公共服务产品的效用最大化。
而要实现这样一种经济转型,前提是政府职能也要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