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实行严厉的反城市化政策，包括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知青下乡、大小三线建设等，这一切使得1978年改革开放逐步释放民众自由
尤其是1998年城市住房私有化以后，中国城市化迎来井喷和补课效应。
由此带动的住房、家电和家具等耐用消费品支出，是支撑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奇迹」的第二大因素。
但同样因为过去城市化主要由政府主导，导致中国大地上城市面积扩张远大于人口扩张的局面难以遏制，城市化红利因此有变成城市化陷阱的风险，
包括大量高铁沿线建设的「高铁新城」，相当多都有沦为鬼城、空城的危险。
2014年全国楼市普遍陷入当代中国前所未有的滞销局面，银行惜贷是一个方面原因，相当多中小城市的过量供应则是更为本质的原因。
城市化带来的创新能力为什麽要从城市化红利中单独提出来？因为它对一个国家的未来起着生死攸关的决定性作用。
本来，一个国家在正常的城市化时代，随着年轻人口大量进城，伴随着的往往都是人口聚集带来的创造力爆发，创新能力往往像核聚变一样不可遏止。
这是产业由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的关键。
但是当代中国的城市化65年来一直都是不正常的，到今天还是不正常的，因为政府做出的往往都是逆城市化的干预行动。
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年轻人口下降，超大城市对外来人口排斥导致年轻一代不敢多生育、同时过多时间和精力被迫用于担心和解决下一代的上学问题、
导致他们无心无力安心创新，缺乏思想自由的大学教育对新一代创新能力的扼杀，精英外流，四位一体，共同窒息着中国城市化的创新能力。
它对未来中国的影响将是非常致命的。
北京在2014年拒绝了上万名外来人口子女上中小学（没有招满也坚决不让招）以后，继续把控人关口前移，2014年9月8日传媒报道，北京再掀「黑幼儿园」关停潮。
像这样只顾短期个人政绩和迎合上峰旨意、不顾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做法，古今中外非常罕见。
以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不足作为生育政策不能放松和大城市拒绝外来人口子女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统计公报，1992年全国小学有71.3万所，到2013则减少至21.35万所，减幅达70%以上。
大幅度缩减不仅发生在农村，也发生在城市。
比如，从1995年到2012年，由于外来人口涌入，北京市的常住人口从1070万增长到2069万，而北京小学数量却从2867所锐减到1081所。
为了控人，北京严厉打击黑幼儿园、严厉禁止民办中小学招收「五证不全」的外来人口子女，司马昭之心已是路人皆知。
早在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就断言：21世纪影响人类进程有两件大事，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一是中国的城市化。
但是，我们不仅没有好好地利用城市化红利，反而由于一系列不科学、不合理、不自由、不平等的城市化决策，导致了我们红利变陷阱，机遇变挑战。
如果一切不改弦更张，彻底回到更自由更平等更市场更法治的发展道路上来，我们将不得不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大衰退。
而且最为悲催的是，我们的80、90、00、10后以及他们的后代，都将被迫承受这种大衰退的后果，
但他们却没有力量来参与和改变今天的决策。
我们将许以中国一个怎样的未来？我们这些50后、60后、70后，都准备好了吗？（作者童大焕 独立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