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管清友
    大规模减税是从收入端宽财政，相比支出端的财政刺激，减税可以避免财政定向支出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
    此外，减税和其他财政刺激一样，可以扩张总需求：
    第一，减税有助于增加劳动者的边际收入，提高劳动者工作积极性；
    第二，提高资本的边际回报率，增加企业家固定资产投资与科研投入的意愿。
    而劳动、资本与科研投入的增加，三者均能提高社会总产出。
    第三，从需求端看，减税增加了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而居民部门相对于政府而言使用资金更有效率。
    “里根经济学”应对滞胀的核心就是大规模减税。
    1981年参众两院通过《经济复兴税收法》，里根总统的减税行动开始，被称作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减税行动。
    里根减税行动主要包括大幅下调个人所得税税率、个人所得税指数化、加速固定资产折旧。
    减税刺激了消费和新设备投资：
    (1)个人消费支出对GDP的拉动率从1982年的0.86%快速上涨至1983年的3.54%；
    (2)1982年以来对新工厂和设备的实际投资每年增长15.4%，为二战结束后没有过的速度。
    1984年美国GNP增长率为6.8%，为1954年以来最高增速。
    当前我国税赋比重过高、税收制度存在诸多制度性缺陷，已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发展，亟需改革。
    (1)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最高的国家为瑞典，其最高税率为56.6%。
    中国最高税率为45%，与美国持平但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过高税率对高收入人群形成了逆向激励。
    《经济复兴税收法案》将美国最高边际税率由70%一次性降至50%，1987年再次下调至38%，1988年又降至33%。
    据统计中等收入纳税人平均税率降低了1/3，数百万低收入者不再支付任何个人所得税。
    (2)提高直接税比重，减少重复征收。间接税不由纳税义务人实际承担，被转嫁至最终消费者，在转嫁环节中易重复征收。
    此外由于间接税具有累退性，过高比例的间接税无形中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尽管近年来间接税比例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位置，2013年间接税比例为62%，高于45%的世界平均水平。
    未来增加直接税比重是税收改革的方向之一。
    (3)个人所得税指数化。现行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在2011年确立，
    通货膨胀使得在非指数化税收体系下，纳税人随着名义收入的增加进入更高纳税阶层，实际税收负担加重。
    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均实行了个人所得税指数化。
    《经济复兴法案》对美国个人所得税进行了指数化，按每年物价指数的涨幅，自动确定应纳税所得额的纳税扣除额与所适用税率。
    (4)加速固定资产折旧。新兴行业尤其是高科技行业，前期固定资产投资大、回报周期长，
    在国内间接融资为主体的融资体系下，过长的固定资产摊销周期增加了企业初期税赋压力，不利于企业成长。
    对于新兴行业，应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为企业发展创造空间。
    美国《经济复兴法案》采用了实行折旧补贴的“加速成本回收制度”(ACRS)快速摊销成本，
    确定的折旧期分别为3年、5年、10年与15年，是美国历史上折旧年限最短的折旧方法，
    如厂房建筑折旧期由32-42年缩短为10-15年，机器设备折旧期由5-15年缩短至5年，汽车折旧期缩短为仅3年。
    (5)分类税制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转变。现行税收制度将收入按来源不同分11类，
    并按相应的扣减额与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
    未来税制改革方向应对部分所得项目实行综合计税，
    并将纳税人的按揭贷款、赡养抚养等家庭负担计入抵扣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