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威权体制，都难以避免威权精英阶层的自利化倾向，这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
    然而，后革命型的威权政治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属于“强国家—弱社会”型结构。
    国家强势，社会弱势，社会对官员的制约力本来就很弱；
    而革命政治文化中，本来就缺乏体制内的权力监督机制，
    这两个因素相叠加，就会出现体制内与体制外在对权力制约上的双弱结构，
    即体制内先天地缺乏制约权力的制度安排，体制外由于社会弱，也没有制约的能力。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的“强国家—弱社会”结构里，官员腐败可以借助于权力庇护网结构而如虎添翼。
    这种权力庇护网结构的特点是，腐败官员与公安、检察、司法系统之间，
    在官员与上下级职能部门的朋党之间，在他们执掌的的权力与黑社会之间，形成勾结起来共谋利益的关系。
    权力结构中的上下级之间，上级作为保护人，与作为被保护人的下级，形成“恩主庇护—扈从效忠”关系。
    在某些官员的把持下，中国特有的司法与检察系统也得以参与到庇护体制之中，
    这样，就有可能在某些地区形成上、下、左、右之间的全方位的庇护网政治。
    保护人、效忠者、黑社会分子与地方监督与司法机构之间，以地方官员为中心，形成依附性的四环结构。
    这种威权庇护网支配的环境里，腐败行为的收益极大提升，违法犯罪成本与风险极大降低，于是腐败会越演越烈。
    就以最近的广东“乌坎事件”而论，一个村的支书可以任职达四十年之久，
    多年来乌坎村的支书利用职权变卖土地达6700亩，村民基本上没有分到一分钱。
    这些严重的弊端正是与上述“强国家—弱社会”朋党结构性弊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