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国以来，社会文化自主生长的能力本来就很弱小，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强国家—弱社会”威权模式下，
    由于公民社会缺乏，原先由社会承接的社会功能，
    如教育与文化，均由强势国家包下来，国家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倾向性，
    这就使中国的教育、文化等社会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受制于行政化官僚约束。
    而且，在强国家体制下，行政官僚体制以政权稳定为主要追求目标，这就会以种种方式来抑制社会自主性的发育。
    官场只能按规定办事，行政官僚“保姆”对文化教育的强控制，也势必对社会的原生态的文化创造力产生消极影响。
    因为公民社会的缺乏，民间文化缺少自治组织的力量，处于一盘散沙的局面，文化的自生长性没有发育起来。
    这种局面是不利于文化建设的。
    我们目前的世风日下、家庭伦理危机、诚信危机、道德危机，并不是因为政府宣传得不够，
    而是因为社会自主领域本身整合人的精神和伦理的系统，并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
    中国现行体制的社会创新能力的退化，还与官僚国家的独大趋势有关。
    鉴于中国转型的复杂性，中国最需要的是，政治精英必须是邓小平所说的“明白人”，而且需要有前瞻性与想象力。
    然而，在形格势禁的官僚制中，产生此类政治家的条件极为苛刻，
    只有在经历极大危难之后，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在老一辈有资望与经验的革命元老中出现邓小平这样的拨乱反正的强势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