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政策思维转向供给侧，实施难度未必小
    “供给侧”突然窜红，给宏观经济政策带来了一次理念上的革命。
    在过去十年以凯恩斯总量需求管理为指导的中国政策决策层，终于意识到“三驾马车”政策无法引导经济转型，而且政策用力亦老。
    笔者十分认同解决目前经济困境的方法在供给侧，相信摧毁过剩产能、消除房地产库存、
    打破国企垄断、消减企业负担、鼓励创新创业，是令中国经济重现繁荣的基础，是经济成功转型之必需。
    然而与货币扩张政策不同，供给侧改革触及利益。
    国企改革讲了三年、消化过剩产能讲了五年，雷声大雨点小的原因在于既得利益的制肘。
    另外许多供给侧改革，短期对经济会带来通缩压力，也令决策层在实施上有所顾忌。
    笔者认为宏观政策重点转向供给侧，在方向上正确，不过可能需要3-5年的时间来贯彻。
    2016年的重点或许在去制造业过剩产能和降低企业负担上。
    3）货币财政政策之外，汇率另辟蹊径
    “积极的财政政策”很稳健，“稳健的货币政策”很积极，是近年常规宏观政策的尴尬，其背后是财政收支上的不平衡。
    2015年预算财政赤字为GDP的2.3%，以财政收入及卖地收入下降的势头看，实际财赤可能突破2.8%，甚至国际公认红线3%。
    如果将货币化的财政开支（央行向政策性银行定向注入流动性）计算在内，财政赤字比率更高。
    但是既然要“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财政扩张无悬念，争议经年的减税议题也将变成现实。
    货币政策上，美国加息后中国降息的空间受到挤压，常规政策主打落在降存款准备金率上，
    预计降准起码200点，若银行坏账大幅上升，最多降准可达400点。
    不过由于银行的金融中介功能弱化，定向宽松仍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政策抓手。
    无可否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边际效用在逐年下降，央行降息降准对市场的影响可能只有半小时，对实体经济的帮助更加有限。
    当传统政策工具失灵，供给测措施远水难救近火时，什么是政策黑马？笔者相信是汇率政策。
    在美国联储加息、中国出口面临寒冬的环境下，人民币汇率正在成为利率、准备金率之外的第三个货币政策工具。
    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是大概率事件，对一篮子货币贬值也可以想象。
    在资本项目开放上，基础性政策安排继续放松，
    但是资金跨境流动的行政审批则可能进一步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