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贵州债务规模两年时间接近翻番，达到了120.2％，
    辽宁是197.47，云南111.23％，内蒙104.7％，都过了100％的警戒线。
    这些贫困省份财力弱，大部分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过日子，
    偿债的压力和风险更大。
    愈贫愈难还债的恶性循环，
    恐怕等待的将是更大的危机四伏。
    二，社保基金缺口风险（比如五险一金中的养老金等）。
    历史原因造成的先改革后设保险，易形成收不抵付。
    或者有一些经营不好，造成亏损或亏空。
    三，地方通过BT或BOT方式发起基础设施建设，也形成政府债务，
    但这一部分在资产负债表上并没体现出来。
    四，财税空转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地方债务问题。
    名义上收税，实际上没有收到钱。
    五，有效益的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用负债的方式去做，问题不大。
    但没有效益的建设，硬要负债去做，将会很危险。
    接近50％的中国地方债务是2008年以后产生的，
    这几年是集中到期的高峰。
    当下供给侧改革最大的办法是减税，减少企业负担。
    但减税必定增加赤字，继而联动性导致债务增加。
    负债消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是，
    债务以及与其环环相扣的财政等问题，
    引起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