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危机状态下的宏观政策之中，直接引入伦理观并不明智。
    上世纪90年代，围绕向日本的住宅金融专业公司提供公共资金，
    很多观点质疑救助引发泡沫的始作俑者算怎麽回事儿，
    结果救助进展缓慢，导致了失去的20年。
    而在美国，在讨论救助雷曼兄弟时，
    管理层的高额报酬遭受广泛批评，结果引发了雷曼危机。
    对于金融资本的暴利産生怒火是理所当然的，
    但如果走向民粹主义，就将得不偿失。
    之后的监管强化虽然确保了监管之下的金融机构的稳定性，
    但在监管框架之外，导致影子银行日趋扩大，
    犹如是在酝酿下一次泡沫。
    我们需要的是社会整体成本和效益（便利）的冷静比较。
    这并非意味著要将伦理驱逐出经济领域。
    自80年代起，美国不平等就不断加剧，
    如今，前1％的高收入阶层拥有整体20％的收入。
    而获得高收入的是在股东主权的名义下获得股票期权的管理层，
    而在二战前则是资本家。
    这是英美通过经济激励来换取管理层应履行的忠实义务
    这一伦理义务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