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国家政策的最大经济约束，就是资源，尤其人口资源。
    核心的政策错误，就是资源的错配，
    前几年，提出城镇化建设和发展中西部，
    这是人口流向和财政转移支付方向错配，方向反掉了。
    城镇化战略一厢情愿的认为，人口的流向是梯度流向，就近发展，
    农村进县城，县城进省会，省会进发达城市。
    于是，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国策出台，
    但是，实际上农村青年和二三四五线城市青年，
    买上一张说走就走的火车票，
    不约而同的直奔北上广深一线城市。
    这点可以理解，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选择去临近的县城，
    那里就业不友好，也无机会，
    而一线城市空间广阔，机会更多，竞争更加公平。
    但是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对地方发展政绩考核，
    却投向了这些已经人去楼空的地区，
    同时，各级政府对社会发展认知是开路建楼，
    于是财政大开发，借钱大建设就开始了，
    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各地鬼城传闻不断，楼市库存高位，
    各地政府投融资平台烽火四起，城投债评级不断下调……
    中部塌陷、东北塌陷等新闻不断见诸报端，
    以上就是整个故事悲伤开端的一部分。
    这是一线城市上涨，而二、三线、四、五线城市却需要去库存的重要原因。
    市场经济的核心在于资源有效配置，人追着机会走，资本追着人走。
    但是计划体制下资源的行政分配，虽然我们以为已经市场经济了，
    但越往上走，市场化程度越低。这部分是扭曲的。
    从人口流向来说，“京沪永远涨”的逻辑是成立的，
    人口流动的方向在可见的将来是不会逆转。
    人口因素是政府是否有能力锁住房价的关键。
    在《年终总结和2016年楼市观望》一文分析过“京沪永远涨”的观点。
    小编认为，北京作为首都，人口流向几乎不变，是真正意义上的永远涨；
    上嗨的人口流向是靠城市竞争力来吸引的，
    需要城市的管理者长期维持竞争力，这是有不确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