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纵览神州-作者:郑义
    建政前后的“土改”，依仗暴力把土地从最善于经营的富裕农民手中夺走，
    分给乡村贫民，以诱使他们参与中共革命。
    农民分到了土地才会真正感到翻身解放，才会踊跃参军参战。
    我们就是因为有两百万农民参军，几百万农民支援前线，才取得了今天的胜利。
    毛澤东有一句名言：“我们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帮我们打了二拾年仗。”
    所谓“共产主义”、“共產党”，就是要剥夺私有产权，消灭市民社会。
    深谙统治术的毛澤东早在延安窑洞中就透彻地洞悉了这个秘密：
    “有财产就有个性，有自由，有独立，有人格，没有财产就没有这一切。”
    全国“土改”结束于1953年。
    接下来，庄稼还没收第三茬，“合作化运动”开始，
    然后又一日千里地推行“公社化运动”，土地国有，
    土地又从农民手中收走，成为党国所有。
    从此，农民沦为没有土地、耕牛、马匹、犁铧，
    因之也没有个性，没有自由，没有独立，没有人格的农奴。
    在农民的持续怠工和反抗下，毛逝世之后的领导集团作出某些让步，
    开始在全国推行承包制，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和部分人身自由，
    并由此而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这是发生于七、八拾年代之交的事情。
    被掠走了土地的农民欢欣鼓舞，张开怀抱迎接“改革开放”的伟大新时代，
    只有极少数头脑清晰者看懂了这是一个经济怪胎。
    “这种土地制度的产生……实际上是权衡各种利益的结果。
    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化满足了农民占有土地、占有土地出产物的欲望，
    大大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
    土地所有权的继续集体所有符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传统理解。
    对土地使用权的平均主义分配又迎合了农民的传统意识。
    所以这种土地制度的成功之处，或者说它的不成功之处，
    是在不触动土地集体所有权、缺乏产权保障和不存在土地市场的制度环境下，
    和平地完成了土地在农户中的重新配置。
    ……保留土地的集体所有，也使农村保留了以前农业生产合作化的某些制度要素，
    这自然减少了黨內、政府内一部分人对责任制的激烈反对。”
    美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盖尔·约汉逊（D.Gall Johnson）教授直截了当地指出：
    “简单地说，……改革并未改变农地的所有权。
    到底谁拥有土地的问题，至今仍如公社时期一样含糊不清。
    假如有人问起土地的所有权归谁，他会得到许多不同的答案——国家、生产队或村。
    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的模糊之所以能够维持至今，
    主要是因为这样做符合干部的利益。
    很明显，清晰地定义土地的产权将会大大限制各级干部任意干预的权威——
    不管他们是村、乡、县、省一级还是中央一级的。”
    在这里，都未能注意到一个已经开始蔓延的可怕的灾难：
    土地产权的模糊化以及使用权和所有权之“两权分离”
    这种“权宜之计”，开通了政府及其官员大规模侵占土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