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印度最大的仿制药生产商之一——西普拉公司称，
    将大幅削减抗癌药物仿制药售价，
    把拜耳公司肾癌及肝癌药物仿制药的售价从28000卢比（523美元）削减到6840卢比（128美元），
    而拜耳的这类专利药售价高达28万卢比（5234美元）。
    很显然，仿制药会对制药巨头利益造成强烈冲击。
    从另一方面来讲，仿制药反过来当然也会影响创新药的研发和生产，对患者的用药产生影响。
    像全球性制药公司阿斯利康，在1997-2011年间研发花费大概在590亿美元，
    而在这期间只批准了5种新药，平均算起来每种新药花费高达118亿美元。
    因此，他们需要知识产权的保护，来支撑高投入的研发。
    一个逻辑上的矛盾之处在于，仿制药确实可使得更多的穷人获得救助，
    但因此对制药巨头产生的冲击如果足够大，则会影响创新药的研发和生产，
    其中的坏影响又会反过来作用到穷人身上。
    如何取舍，就看政府的天平如何倾斜。
    仿制药在印度大行其道，很显然，现阶段印度政府的天平是倾向穷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