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患者中有很多人并不是死于自己的疾病，而是死于自己的恐惧和错误的治疗。”
    这是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在亲历癌症后著书《重生手记》，写在前言里的第一句话。
    凌志军说：“我们最大的不幸不在于遭遇癌细胞的侵袭，
    而在于我们被中国式的癌症观念包围着，
    同时还接受着‘中国式’的癌症治疗。”
    何谓“中国式”癌症观？
    凌志军解读为，它包括中国癌症治疗体系可能存在的致命弊端、
    对癌症认识存在的致命偏差、错误的治疗方案，
    以及过度化疗、过度手术。
    凌志军以2008年上海抗癌协会学术年会上公布的调查数据为例：
    目前我国有80%的癌症晚期患者在有意或被迫接受着超过疾病治疗需要的“过度治疗”；
    全球肿瘤患者有1/3死于不合理治疗；
    因为“过度治疗”盛行，癌症患者的死亡率上升了17个百分点。
    著名肿瘤临床专家、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何裕民说：“不同的恶性肿瘤，生存率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乳腺癌，美国的生存率超过80%，甚至达到90%，
    胰腺肿瘤生存率却不到10%，但总体上可以达到60%～70%。
    而上海恶性肿瘤的生存率大致在35%左右，停留在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水平，差距很明显。
    内地二、三线城市，生存率大概只能在20%左右，差距更大。”
    导致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何裕民认为是多方面的，但技术差异不是主要原因。
    “美国的治疗趋势不是化疗的剂量要多高，而是要多低……
    而不是像今天的中国那样，越用次数越频，剂量越来越大，组合的药物也越来越多。”
    何裕民甚至尖锐地指出，中国式的癌症治疗方法，不是医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鉴于肿瘤过度治疗的愈演愈烈，多年来，何裕民一直主张带癌生存，提倡与肿瘤“和平共处”。
    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汤钊猷院士，
    也提出对于癌症“有时不治疗”是最好的治疗的观点。
    何裕民说说：“癌症治疗规范背后，都有医疗企业推动，
    表面是为患者利益，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利益是与药厂捆绑的。
    很多治疗指南的制定，其实背后真正的推手是国际垄断性大药企，
    这是行业内周知的秘密，这才是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