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冲向战争的进程中，日本有几方面力量可以踩刹车。
    首先是裕仁天皇，他是反战派，还因此遭遇过暗杀，面对战争动议，
    他的一连串反问让将军们目瞪口呆，可明治维新以来，从没有天皇否决过内阁意见，
    他最终选择了退让。
    其次是海军，山本五十六是坚决的反战派，可他没勇气反对上级，
    却主动提出“要打赢就先动手”，在反对错误决策方面，远没他在备战方面下的功夫多，
    在决定开战的内阁会议上，海军竟将预计年损140万吨战舰的预测数据压缩了50%，
    成了日本造船能力足以弥补损失。
    负责人的解释是：反正天皇会否决。
    第三是东条英机，他“反美”是为了拉票，未必发自内心，
    可大权独揽时，各方送来的都是利好消息，完美而大胆的“偷袭珍珠港计划”放在桌面上，他敢否定吗？
    那样他将失去政治基础，他用口号绑架了日本，可口号也绑架了他。
    第四是日本外交官，来栖、野村等在国际社会拥有极佳口碑，
    他们了解世界，是坚决的反战派，但他们谨小慎微，宁愿大船沉没，只要不先淹死自己，就绝不主动作为。
    当时日本还有自由派，坚决反战，可他们朝中无人，民间亦应和者寥寥。
    在大正（裕仁天皇的父亲）年间，自由派一度左右政局，
    带来空前的自由氛围，却遭遇戾气剧增的局面。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各阶层变动极快，
    可上层却相对封闭，这让人人都觉得自己利益被剥夺了。
    有怨气，又缺乏政治表达空间，仇外成了最好的泄愤渠道，
    在教育、媒体推波助澜下，“爱国主义”一家独大，
    可透过这面扭曲的镜子，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日本，
    面对现实的种种不如意，日本民众将责任推给了“卖国贼”，
    崇尚西方思想的自由派成为众矢之的。
    近卫文麿是自由派大佬西园寺公望一手提拔起来的，
    但西园寺本人差点在政变中被杀，他后期和近卫观点差异越来越大，甚至不再往来。
    两人都反战，但近卫基于实力分析，认为开战必败，
    而西园寺则基于“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的价值观，
    反对为本国利益放弃道义准则。
    事实证明，西园寺具有先见之明，在“偷袭珍珠港”决策过程中，
    没有一个高层人物从道义立场上提出异议，
    他们都是彻底的功利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