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拾年的中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社会巨变中，
    暗杀作为革命的方式在这拾年中奉行，以致形成潮流，影响深远。
    一、和武装起义遥相呼应
    暗杀与武装起义被称为革命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两张王牌。
    1899年，两广总督德寿出金悬赏革命党人首级，导致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遇刺身亡。
    但未久之后，若干革命党人为了和同志的武装起事遥作桴鼓之应，
    也开始频繁地使用暗杀手段。
    二、震慑高官
    暗杀也会成为“心理影响的工具”，“他的主要目标不在于成为受害者的人，而在于那些活着的人”。
    例如，汪精卫着手研究暗杀对象时，便几易目标，
    先是想刺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后又改为两江总督端方，
    最后才把焦点集中到清廷的王公大臣身上。
    可见他的暗杀并没有既定的人选，
    而是着重于事后的影响，尤其是心理影响。
    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惊闻安徽巡抚恩铭被刺之后，
    不无恐惧地说：“自是而后，我辈将无安枕日矣。”
    端方一语道出了一向骑在国民头上肆意凌虐的清末高官感受到的惶惶不可终日！
    这种有可能被定点清除的恐慌虽然可能造成他们最后的疯狂，
    但也让部分高官有所顾忌，在面对革命党的时候转而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心态，
    同时令更多的官员放弃对满清的维护，专制城墙的砖头一块块被抽离。
    三、鼓励士气、营造革命氛围
    清末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虽然在操作上只可视为“一个人反对一个人”的革命方式，
    即一二革命者刺杀具体的某个官员，
    但这样的活动一旦接二连三发生，形成风潮，
    便予人一种“一个阶层反对一个阶层”或“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印象，
    即转化成为民众反对满清统治者的战争。
    这也正是革命党人通过舆论宣传所希望达到的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