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抗战夫人”，所对应者，乃是滞留在日占区的原配夫人（时人称之为“沦陷夫人”）。
    作家王鼎钧亲历过抗战八年。
    在回忆录中，王对“抗战夫人”这一现象的流行，
    有很深刻的理解：
    国民党溃逃台湾后，还有酒家歌厅，电影电视，
    后来有吃喝玩乐，旅行出国。
    抗战时期的后方只有煎熬，没处转移，没法麻醉。
    有些男人说，谁知道抗战哪一天胜利？
    到那一天，也许我早已战死了，炸死了，得猩红热得战争伤寒病死了，
    索性再结个婚吧，——虽然在老家有发妻。
    女的想，谁知道抗战到哪一天才胜利呢，
    也许在胜利之前，我已经被日本兵强奸了，管他呢，嫁给他！
    这就是出现了千万‘抗战夫人’的心理背景。”
    杀戮与破坏，刺激人心的脆弱；
    绝望与无常，拷问生命的意义。
    漫长的战争看不到尽头，颠沛的客居日趋一日艰难，
    新恋情成为许多人熬过乱世的一根心理上的稻草。
    这些新恋情，大多选择绕开法定手续，
    如在报纸上刊载同居启示的方式（也有正式举行结婚仪式者，但连“同居启示”也无者更多），宣布事实上的结合。
    学者岑家梧的统计分析：“男女同居，在平时系不名誉之举，公开登报声明，绝无有之。
    战时因夫妇分处日久，有夫之妇或有妇之夫，既欲解决当前两性问题，又不欲置原配偶于不顾，
    所以只好建立‘伪组织’，而‘伪组织’的建立手续，便是在报纸上登载《同居启事》。
    此种广告，自三十一年（1942）十月起至三十三年（1944）三月止，
    每天都有，最多的一天是十六条。
    战时有了这种同居关系，战后便发生了所谓‘抗战夫人’与‘沦陷夫人’的问题了。”
    《同居启事》风行报端，显见一份新感情，对颠沛困顿中看不到曙光的乱离人而言，是多么重要的慰藉。
    但另一方面，心理脆弱期里过于轻率的结合，也往往难以长久地维系。
    比如，1939年，昆明地方法院只受理了8桩婚姻纠纷；
    1943年却受理了541件之多。
    当时政府面对“抗战夫人”的法律地位问题，
    常以“家属”二字模糊处理：
    临时家庭，俗称‘伪组织’。
    大致因夫人在沦陷区，丈夫与本地女子恋爱，发生夫妇的关系组织家庭。
    此女子不能填‘妾’，因自民国十八年《民法》公布以来，妾无法律地位。
    此女子既与丈夫同居，并永久共同生活，可填‘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