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政的政改大跃进，在某种程度上透支了此前33年洋务运动积累的改革红利，
这与嘉庆、道光两任皇帝在50年间透支前人的改革红利，略有区别：
嘉道二帝的问题在于“不作为”，坐吃山空，其衰败是逐渐蔓延的；
而晚清新政的激进无序政改，则是“乱作为”，
自己折腾，其衰败是迅速甚至有些突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洋务运动和晚清新政这半个世纪的改革运动中，
尤其是晚清新政的10年内，清帝国几乎所有的改革成本，
通过各种摊派，都落到了小民的肩上，
而改革的成果，却被极少数既得利益者垄断。
草根阶层不甘心也无法继续为不公平的改革买单，
成为清末恶性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基本原因。
而那个既得利益集团，既不忠于政权，更不忠于人民，
但是，他们却凭借手中优势的政经资源，
在面对人民的时候，以公权力的代理人或经纪人自居；
在面对政权的时候，则又以民意代表自居，
“挟官以凌商（民），挟商（民）以蒙官”。
引爆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
本质上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上下其手，
所挑动的政府与民众的对立，
放了一把野火之后遂成燎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