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一被动改革的成本也极大，那就是中央权威的日益丧失。
在战争中下放的军权，战后实际上难以回收。
虽然曾国藩兄弟主动解甲交权，
但依然需要其他人如左宗棠、李鸿章等，以同样的方式带兵——
军队成为将领的子弟兵，而将领则成为中国近代军阀的发端。
对政局有着更大影响的，是战时财权的下放，在战后也难以回收。
原来实行严格的中央财务集权、依靠“奏销”制度进行管理，至此荡然无存。
更为致命的，为了确保中央一级的财政收入，
中央退而求其次，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规定了“京饷”定额，硬性摊派给地方。
这种“改革”措施，看似强悍，实际上色厉内茬，
等于是变相承认：地方只要足额缴纳“京饷”，就可以自由支配其余的财政收入，
而且，中央根本就不问“京饷”的饷源税种，只要真金实银。
可以说，在此前几轮改革给清帝国带来巨大红利之后，
因征剿太平天国而推行了以全面放权为特色的改革，
虽在短期内挽救了帝国，却是代价高昂。
帝国在50年后的毁灭，很大程度就是种因于此。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样的改革、或者说“被”改革，
可以说是饮鸩止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