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鸩止渴的大放权
此前几轮改革给清帝国带来巨大红利之后，
因征剿太平天国而推行了以全面放权为特色的改革，
虽在短期内挽救了帝国，却是代价高昂。
在太平天国的风暴中，清代开始了第三阶段的改革。
当狂飙席卷大半个中国之时，
无论在军事还是财政上都已经捉襟见肘的帝国中央，剩下的唯一资源就是权力了。
这个资源被迅速地投入使用，官员和缙绅受到鼓励，自行招募并训练军队——
这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国历史上，以中央政府的名义鼓励和支持地方练兵，是极为罕见的。
以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军政两用人才”，迅速崛起。
但是，中央的猜疑之心丝毫未减。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央虽然下放了军权，
却坚持将财权抓在手上，通过饷银来调控和制衡曾国藩等坐拥雄兵的将领。
咸丰皇帝死后，恭亲王和两宫太后发动“祺祥政变”，
打倒了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
令曾国藩大感意外的是，政变后18天，新的中央就发布上谕，
命令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
并掌管浙江全省军务，还命令杭州将军瑞昌帮办。
以一个汉人总督而节制四省，并且明确驻防将军只能做副手，
这一放权力度之大，创下大清国历史纪录。
这一改革当然是被动的，但其红利却比较丰厚。
这是八旗入关推行“科举”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扩大执政基础”的实践，
也标志着清政权执政集团身上的“全民党”色彩更为浓郁，
标志着在“异端邪教”的挑战下，
道统再度超越了种族成为凝聚体制内精英的最重要黏合剂。
湘军、淮军、楚勇等，与其说是“勤王”之师，
不如说是“卫道”之师，
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通过道统而得到了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