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停滞的同时，制度腐败化与腐败制度化却因为缺乏了改革的冲刷和荡涤，而越演越烈。
最为典型的，是在国力最为辉煌的18世纪70年代，一种令世界侧目的行贿基金——
公所基金——开始在大清帝国出现。
广州的“公行”商人们，每家缴出利润的10%，存入共用的资金池，
除了作为基金参与者们的行业保险外，
更多是为了应对政府层出不穷的勒索。
在强大而贪婪的公权力面前，商人们抱团取暖，合资行贿，分摊成本，
并对这一基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集体监管。
这是颇具大清特色的一种“制度创新”。
这一创新，很快就走向了国际化：
凡是与“公行”有商业来往的外商，都必须缴纳货物价值的3%，
作为“规礼”，滚入基金池中，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均沾。
1793年，在著名的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
他的使命之一就是“摆脱广州官吏强加于该口岸贸易的限制和勒索”，
这是英国政府第一次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反腐败要求，
但如同他要求自由贸易一样，最后毫无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