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项“耗羡归公”中的所谓“耗羡”，就是“火耗羡余”的简称。
征收“耗羡”，成为地方政府和官员趁机横征私派、鱼肉百姓的大好寻租机会。
雍正即位后，对这项似乎无法克服的弊政，采用了最为现实的做法，
那就是：实行阳光收费，变暗收为明征，明确征收比率，严禁官吏们随意加征；
实行阳光开支，由省为单位统一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严防坐支，将其纳入官方监管体系；
“耗羡”的用途，一半左右作为官员的养廉银，
弥补“逼官做贼”的体制漏洞，
其余的则全部补充到各地的办公经费。
这一改革，真正的要害在于养廉银的设立，
令官员们的切身利益与此项改革息息相关。
正因为整个官僚体制成为这一改革的第一受益人，
这项改革所受到的阻力，远远低于“摊丁入亩”。
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场改革是一次对官员的“赎买”，
通过对官员们“灰色收入”的体制性“漂白”，
换取官员们对规则和体制的尊重。
“摊丁入亩”和“耗羡归公”两项改革，为清帝国注入了活力，
在短期内效果极为明显。
但是，这两项改革更像是应急式的维稳措施，
通过在原则上的退让和技巧上的更新，起到了短时强心针的作用，
却为今后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掉入了“黄宗羲定律”的泥潭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