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关次年（1645年，顺治二年），这个血腥的政权就延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
以图用“开科取士”这种“不劳兵之法”，令“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心自息”，
通过给中原精英继续提供进入、并分享政权的途径，换取他们的忠诚，
通过扩大执政基础而获取更高的执政合法性，
从“一小撮”的“类兄弟会”团体，
扩大为能被全体精英接受、接受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参政议政的执政团体。
同时，新政权也在列祖列宗的旗帜之外，扛起了孔子这面更为伟大的旗帜。
册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尊奉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最高领导人顺治及多尔衮亲诣孔庙致祭。
从顺治二年到顺治八年（1651年），短短6年内，清帝国最高当局祭孔14 次，其密度远超之前的历朝历代。
到了康熙朝，更是为帝王祭孔树立了典范，“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仪范”，
“朕今亲诣行礼，务极尊崇至圣，异于前代”。
这种对圣人旗帜的继承和高举，显然要比打倒孔家店、自己另搞一套更为合理和高效。
入关前后的满清政权，还一改当年颁布“七大恨”时对明朝的敌视，
而开始全面塑造自己作为明帝国、乃至中原历代“正朔”接班人的新形象。
攻克北京后，多尔衮为崇祯皇帝隆重发丧；
在清军南征江南的惨烈屠杀中，却极为严格地保护了南京城外的明孝陵，
这成为日后有效的政战武器，便于在战争和屠杀之后收拾残局、重聚人心。
后来，康熙皇帝多次至此祭奠明太祖，行三跪九叩大礼，
宣示其江山其实夺自“戕厥君后”的李自成，
而满清则是“为君父报仇”的义师。
科举、祭孔、祭朱，这场改革的成本极低，
因此只有满清入关之前的一些既得利益者对此有反弹，
但在康熙亲政之后，随着皇权的加强，这些改革得以圆满完成，
并最终成为统治集团公认的治国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