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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主要说了中小城市。一线城市则不同。
一线城市的房价飙升尽管不是完全与“棚改”无关，却主要是因为猬集资源。
行政权力的每一次更加集中，包括财税在内的优势社会资源每一次猬集，
都是在限制区域、城市间的自由竞争，
进一步拉开一线城市与其他区域、城市间的距离。
多数人会向往更好的工作机会、生活质量，
愈比较愈觉得其他区域、城市里的社会经济发展、生活质量无法忍受，纷纷涌向一线城市。
何况，无论工作、生活完全离不开一线城市，都在很大程度上与行政强制有关。
这样又会形成：其他区域、城市越不宜居，
一线城市越是人口畸型猬集，运行成本越高、生活压力越大，政府越是受益。
彻底搞死其他区域、城市，让更多人感觉到在这些区域、城市里的生活无法忍受，
最有利于一线城市。
国内一线城市的发展之初主要是因为社会结构的变化，
但久而久之，却不能形成城市带式的繁荣，反而造成周边的贫困带。
且一方面是整座城市内的运行成本越来越高、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却逆通讯、技术发展而形成畸型规模，
并在加速扩张中，完全是行政强权打造出来的“孤岛”，绝非市场所自然形成。
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巴黎即法国，法国即巴黎”。
集整个法国的资源打造巴黎，利用巴黎吸取全社会的资源。
不要以为畸型的结果肯定不能持续。
无论经济、技术如何发展，资源总有限度。
当资源已经被畸型配置，且畸型配置得非常严重，社会将被迫接受畸型配置结果。
纵然制度变化，也无力恢复正常。
从投资角度考虑，国内一线城市好地段的房产，
纵然以美元计价，也有非常好的保值属性。
但这样的保值属性建立在社会资源被严重透支、已经失去校正能力的基础上，
是少数人的幸运，更是大多数人、无数代人的悲剧。
既然没有真正的市场，就不要幻想按市场规律办事、凭市场规律胜出。
以王健林为例，在国内市场这一块，其企业集团的向“轻资产”转型，
便错过了这一轮“棚改”给“重资产”经营带来的惊天暴利。
如果王健林不错过一轮“重资产”经营的惊天暴利，
仅以企业经营论，绝不至于陷入目前的窘境。
在行政强权的世界，只有行政强权可讲，没有市场规律可论。
只要行政强权还有一丁点办法，就会竭尽全力与社会、民众的利益对抗，
敲骨吸髓地实施剥夺、掠夺。
跟着行政强权走，一定有不正当利益供牟取；
背离行政强权，连正当利益也无法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