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们学习中国文学史都知道鸳鸯蝴蝶派文人在半殖民地的“十里洋场”，在社会开始觉醒的道路上给人民灌麻醉药和迷惑汤。
写作不外乎“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对于鸳鸯蝴蝶派的总结大约是三点：
一、在思想倾向上，该派代表了封建阶级（或地主阶级）和买办势力在文学上的要求，是遗老遗少的文学流派，或称是“一般逆流”；
二、是十里洋场的产物，是殖民地租界的畸形胎儿，
三、这一流派属帮闲、消遣文学，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文学观念的派生物。
然而最近读一些辛亥革命的史书，发现南社与同盟会居然浑然一体，被称为同盟会的“宣传部”。
更令人惊奇的是南社的革命先贤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周桂生，许国英，柳亚子，吴梅，叶楚伧等都是我们文学史中的鸳鸯蝴蝶派那里知道的。
革命志士如何成了帮闲文人？
仔细查究一番，原来鸳鸯蝴蝶派是汉奸周作人在1918年4月19日在北大的文章中最早提出的。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先生领导的左翼文联（左联）等新文化阵营，“在批判复古论调的同时，新文学阵营不断地同鸳鸯蝴蝶派展开斗争”。
一个提出概念，一个喜欢斗争的人而被捧为圣人巨匠，他反对的人肯定是“历史定论”。这两兄弟演绎了一个文学新流派，误导了我们几十年。
我又翻阅了一些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介绍，与大量作品对照，“定论”与客观存在的实际相去甚远。
对于鸳鸯蝴蝶派的批判往往是对某种现成的论点的转辗传抄。传抄得多了，某些现成的论点就成为“众口一词”的定论。
于是这一定论又为人们所“习相沿用”，如此循环往复，笃信弥坚。
但是越对该流派了解深入，就会不可避免的对所持的过去的“批判定论”产生疑窦。
把这派文人说的是卿卿我我，寒酸瘦弱，一副寒蛰不住鸣的样子，真是天大的误解。
实际上，这派文人痛哭苍生，醉心自由民主，更兼参酌新学来认知中国文化，
他们在学问方面博览旁搜，对古人的微言大义极深领略，诗文态度严肃激昂。
他们不但以诗文来推动革命波澜，更提出由南社作家群领先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并起草宣告独立之文。
南社社员与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发动了对清朝官员和皇亲国戚的暗杀袭击，
他们是崇尚英雄亦自成英雄的血性男儿。
在他们与腐朽的清王朝浴血斗争的时候，请问周作人你在干什么？鲁迅先生呢？
一个汉奸把革命先贤说成鸳鸯蝴蝶派文人，如此厚诬先贤，且误人子弟，流毒久远。
尚不急改乖谬以归雅正，必遭报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