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吕总是1987年底，因为当时刚刚兴起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大家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大连电视机厂接受银行承兑，而我的小公司尝试最新业务一次给大连电视机厂办理了三万台黑白电视机和四千多台彩电的银行承兑汇票，因此作为大客户受到大连电视机厂石德林厂长，吕日忠常务副厂长和张存起销售副厂长的接见。三十多岁的吕日忠厂长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据说他是唯一有办法完成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年产60万台任务而从销售厂长提拨为常务副厂长主管全面工作的，他有力的大手握住我，说了让我至今难于忘怀的一句话：跟着我，跟着大连电视机厂保证你有前途！整个接见是吕厂长独角戏，他从全国家电即将来临的销售季，到大连电视机厂比其他厂的优势侃侃而谈，那么自信，那么有魄力，其威严让我至今见到他都舒不开身！会后他问业务员我愿意吃什么？如何安排旅游？叮嘱业务员安排好我的行程。

    1987年大连电视机厂完成了60万台的产量，对整个企业都是一次洗礼，拉动了人员素质的全面提高。是啊，建厂仅仅十年的企业在吕总的指挥下一跃成为国内知名大厂。大连电视机厂是由大电子和无线电八厂加上电子技校等小厂于1976年合并而成，当时沙厂长汇集各路人才去日本学习并引进生产流水线，当时生产了第一批12英寸木壳电视机，收看华任总理，毛逝世和粉碎四人帮等重大事件。沙厂长（当时人称沙坨）退休后，石德林出任厂长，大连电视机厂以与日本隔海相望的区位优势，以及大连港出口全国第一的创汇优势，加上石德林厂长宽容，重视人才，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那个时候形成了著名的三驾马车，即常务厂长吕日忠，生产厂长孙德仁，经营厂长张纯起。

    1988年不用说了，远远好于吕厂长预测的“销售季”形成了全国性的抢购风，电视机首当其冲是抢购的第一选。那一年吕厂长基本不在家，去了哪里？去搞显像管，除了以市委市政府协调大显拿出大部分显像管保证电视机厂外，吕厂长去天津把电子工业部库存显像管抠出来五万只，石家庄，青岛，安阳，，，只要生产显像管的城市都有吕厂长的足迹，1988年是大获全胜的一年，石德林厂长因此获得全国劳模称号，获得五一奖章。

    1988年底，在制定1989年计划的时候，石厂长提出八十万台的目标，而手握产供销大权的吕日忠并没有冲昏头脑，因为他一直在第一线，他提出黑白机限产，想办法生产彩电。吕日忠提出的反对意见是石德林厂长无法容忍的，会议不欢而散，但是八十万台计划还是通过了。当时只有央企才有权进口彩管生产彩电在国内销售，大连电视机厂这些地方国营必须执行进一出一的政策。吕厂长为了企业能够多生产彩电，他采取了出小进大（出口14吋彩电进口20吋和22吋彩管，当时还没有21吋平面直角彩电）和外贸核销多种手段正在深圳，北京忙碌之际，一纸调令将他发配到无线电十三厂，一个小整机厂任厂长了，吕厂长几乎是含泪离开了这个企业。1989年市场滞销，电视机厂院子里堆满了电视机，不得已发给客户存放，到1992年企业就走不动了。

    被赶到十三厂的吕日忠毕竟是经得起挫折的企业家，他看到企业主产品录像机的前景，他下力气整顿企业，提高人员综合素质，而他开始了引进日本技术的大动作，当时国家也在引进录像机项目，朱镕基总理亲自过问这个项目，日后成为副总理的曾培炎就是国家“录办”主任，主持录像机项目引进，当时电子工业部与三洋谈合资，准备引进三洋技术，而央企714厂，就是大名鼎鼎的“熊猫电子”正在与日立谈引进。吕日忠分析了日本所有电子企业的情况，毅然决然地找到最难进门的松下谈技术引进。因为当时松下不重视中国市场，对中国谈技术转让很不积极，并且漫天要价。特别是后来松下击败索尼将大2/1的录像带成为国际标准，更增加了谈判难度，吕日忠知难而进，不是技术引进，而是松下到中国投资！一个75亿的项目在大连落户！电子工业部和熊猫都以惊奇的眼光看着这个项目居然成功了，这就是后来的“中国华录”，而大连无线电十三厂成了中国华录松下项目的中方大股东，因为是国家的项目，央企必须占大头，这样南京人控制了中国华录的主要岗位，吕日忠却成了副董事长单位的副总经理。

    在引进过程中，因为会议上对项目有争议，吕总言而无忌得罪了王姓的副市长和大连经委钟姓的副主任，或许还有电子局的领导，这是后话。

    中国华录项目在大连七仙岭破土动工，而大连电视机厂缺陷入困境。这个时候，大连市委果断决定让吕日忠接石厂长班，回大连电视机厂任厂长，十三厂仍在任。吕厂长将两厂合并组建了“大连华录集团”。吕总回来清理了一摊烂账的中联公司（包销电视机厂产品的公司），组建了自己的销售公司；将新上的录像机项目扩大到电视机厂区生产，当时高层为了避免乱进口乱设点，规定录像机机芯生产只准一家引进生产，就是吕总引进的与日本松下合资的中国华录，然后确定十几家录像机组装厂，包括大连华录，南京熊猫，四川绵阳，厦门厦新。而中国华录中方股东原计划是熊猫四年，然后大连华录接管。而组装录像机的项目让大连华录等厂家饱饱的大挣了一把，引进价格只有两千多，销售价格4500元。十万台就有两亿的利润。

    一边是轰轰烈烈的生产盈利，一边是千辛万苦的清理遗留问题，几十万台电视机放在外面代销，要收钱或者返回机器，到外地从别人手里拿东西，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吕总亲自出马，啃硬骨头，1993年他去蓬莱处理遗留问题，县委书记孙德汉亲自接待，当时两个人喝酒，孙书记号称“胶东无底壶”，吕总自称“辽南无底缸”。白酒，红酒，啤酒三种一组干杯（三中全会），喝的昏天荒地，吕总进了房间就不太撑了，他要洗澡，最后睡着在盆池里。在吕总的努力下，将损失降低到最小而已。

    这个时候王姓副市长开始找茬，经委钟副主任也在找毛病排挤吕总，虽然都是小动作，但是让吕总十分不舒服。吕总想离开这些人的管制，想带领企业并入中国华录，整体成为央企。吕日忠奔着接管中国华录的目标，把正在盈利的大连两个企业拱手交给了南京人，南京人派来车间主任甚至熊猫一般干部来接管大连电视机厂（事业部）和录像机厂（事业部），一个好端端的企业搞的乱七八糟，质量一泻千里，迅速陷于亏损。

    南京人面对亏损严重的大连华录一筹莫展，毕竟是央企，可以从中央要政策，操作破产。电子部直属的中国华录向朱镕基总理要政策，加上不厚书记的关系，向中央要了十一个亿，其中大连华录给六个亿核销贷款。企业当时职工总数两千多，但上班的职工大约700多人，企业在全国知名度还很响，不用钱组织配套没有问题，只要认真经营企业完全可以运转。

    但是不厚书记和大连某些领导为了要中央的钱，或许也为了能捞一把，便和中国华录的有关领导勾结起来，推动大连华录破产。

    不厚书记想法是，破产华录，可以核销6亿，然后转给另一个大连企业继续生产，好处落在大连；中国华录想法，从中央拿政策甩掉大连这个包袱，同时以破产企业法人代表身份置吕总于死地，减少一个关键的竞争对手；各怀鬼胎的各级领导来做吕日忠的工作，让他作为法定代表人操作破产，当时笔者反对破产，曾分析破产的可怕结果。但是政治上不成熟的吕总完全相信了政府领导的承诺，核销贷款后继续让他干，也相信电子部领导的承诺，南京撤出后，中国华录交给他。吕总在官员的忽悠下开启了哭穷的模式，最精彩的是他亲自给朱镕基总理汇报，那一年朱总理在大连参加完一个会议回北京，吕总得知航班之后通过关系通过安检到贵宾室等候总理，朱总理从贵宾室到专车送到停机坪到登机大约十几分钟的时间，吕总利用这十几分钟井井有条的演绎了给钱大连华录破产后，能再创辉煌的故事。

    大连华录完全不用破产，各级官员欺骗了他。吕日忠在操作破产前为维持企业运转采取了非常措施：将一个销售客户调入大连任外贸公司经理，组建了一个特别小组，自由抽调供应，外协，部品三个人在外贸公司办公，与事业部是委托加工的关系，大幅降低采购成本和制造成本，这样生产出来的电视机不但出口，而且内销。同时引进韩国的影碟机，从单碟到五碟，由于韩国这家公司质量不太过关，加上总工以及部分集团高层继续看好录像机，所以引进没有成功。这期间还尝试生产功放机，并且开始销售。公司和韩国合资生产显示器出口，已经形成了规模出口。

    如果公司不破产电视机将与东芝合资，后来大显接手后还是与东芝合资的；如果公司不破产，可以生产手机，这个项目被中国华录和大显都干了，而且没有干好。只要大连华录不破产，今天仍然是一个像样的电子企业，或手机，或电视，或电脑。。。。

    贷款核销了，大连华录破产了，检察院同时进驻了，吕总干干净净的被“双规”了十几天放出来了，就连检察院主办大连华录破产案的尹笑天都感叹从他手里双规的人第一个走出去。但是他的手下就没有那么幸运，被逮捕了11个人，最厉害的判了超过十年。

    大连核销掉国家贷款6个亿，交给大显资产也有几个亿，土地没有计算在内，12万平米的厂区，被大显开发，不知道挣了多少钱。如果容积率是2的话,24万平的建筑，2万一平，挣48个亿。也就是说大显集团这几天挥霍掉股民多少钱不知道，但是大连华录的50个亿是被大显花掉了。

    一个悲情的厂长就这样黯淡谢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