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运动过去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人们不禁要问：地主何罪之有？
    不就是拥有土地和出租土地吗？怎么就犯了杀身之罪？这是哪家的“王法”？
    某地主后人质问道：“过去我家仰仗近百年的积累，一锹一锹开荒挖出来的土地，开小酒坊、小糖坊之类攒点钱，
    地里产的芝麻磨点香油卖，有点技术，识几个字，
    我们怎么就成了十恶不赦的人民的敌人?”
    董时进先生说：“实际上，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
    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
    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过三代。
    地主不是一个阶级，‘有恒产’的传统令工农兵学商各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
    这和存款，买股票是同样道理。
    拥有土地不是犯罪，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才是犯罪。”
    他在另外一处还举了进城女佣和黄包车夫蓄钱置地的例子。
    董时进1900年出生于重庆垫江，1924年赴美留学，获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学位。
    之后到欧洲考察当地农业和土地制度，
    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等校教授农业经济，
    出任江西省农业院院长，先后任职于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1945年10月，董时进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会议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作为民盟政纲之一。
    董时进则在会上发言，称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
    会后他写信给张澜主席，表示不同意这个主张，退出民盟。
    董时进最值得称道之处在于：1950年他斗胆上书毛澤东，反对土地改革。
    他认为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租赁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
    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把土地分散了，经营不利。”
    “地主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他认为，当时执政党的文件和政要的讲话，都引用莫须有的调查，
    认定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不到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
    他说，根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在16省、163个县、175万多农户中进行调查的结果，
    35.6%的农户拥有5亩以下的耕地，
    24%农户拥有五至十亩，
    13%农户拥有十至十五亩，
    一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
    这一调查和他在四川、江西等农村的考察近似。
    当时，董时进尚不知道所谓的“关中模式”。
    关中地区地主很少，很多村子根本没有地主。
    渭南地区13个县摸底调查，没有地主的乡占11%。
    而有地主的乡，地主在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华县是1.43%，渭南是1.39%，华阴和蓝田分别占0.01%和0.02%。
    至1950年初，董时进对共產党的希望彻底破灭，他也知道给毛上书纯属徒劳。
    其时仅应付他的大新农场公粮缴纳，已经令他焦头烂额，于是幻想破灭，决定远走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