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著名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回首一望，二十世纪七拾年代，作为现代世界历史大转型中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德国革命并列的八大典型案例之一，
“西班牙模式”涵括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智利、南韩与台湾等诸种情形。
其之起步于右翼极权，而终于民主政治，堪为奇迹。
尤其是专政者凭借个人权势与声望，以良知回应历史，借集权而还民权，力挽狂澜，启动民主转型，
实现光荣革命，进而完成和平过渡大转型，实足彪炳千秋。
江河汤汤，人世泱泱，瞻前顾后，东西映照，立足当下，
在此可得陈言者，一句话，“既集大权，请办大事”。
为此，配合上述诸项可得即刻动手的“大事”，作为一种过渡性处理，
则坐实法理上的最高权力，使事实上的最高权力向法理上的最高权力靠拢，亦为选项。
此不惟重申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而非只是工作机关，
宪法之不可摇撼，更在坐实宪法第35条规定的各项基本公民权利之神圣不可侵犯矣。
临了再说一句，“政治后裔”们自1978大步后撤，固守经由“改革开放”而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
排斥其他阶级阶层的分享与参与，说明其心智与德性，已退化为小市民的政治市侩主义。
逮至诉诸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钳口日紧，等于重拾专政理路，表明不足以担纲历史进程。
正因为此，国族建构未能从1.0版本进入2.0版本，经济建设主导到达此刻这一程度后未能转换为民主国家的政治建设轨道
，表明政治后裔们的政治感丧失，政治德性隳颓。
因而，启动已然延续百七拾年的大转型之临门一脚，完成国族天命，要求“既集大权，请办大事”。
否则，毕竟还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一个大国的最大危险莫过于被一群政治上毫无教养的市侩所领导。”
2018年1月9日
来源：本文系作者2018-1-9在“2018新年期许论坛”上的演讲修订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