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偶遇发小，顺便问其兄长是否回来过春节，发小说“哥哥没有了”惊愕之余为之惋惜，才65岁就离开了人世间。

    发小的哥哥叫邵东岱，我们从1964年就在孔尚任写《桃花扇》的那个山沟里的军队医院里生活，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注意过这个其貌不扬的邻居哥哥，只记得他带着很宽的黑边眼镜，长长的下巴就像列宁。真正知道他是1966年的春节，那个时候大院的孩子们会在春节用炮仗进行打仗，一伙在科主任住宅楼上，他们基本上是科主任，医务处，院务处，政治处等科室主任和老军医的子女；另一伙在楼下路边的阳沟里，是院长，副院长，副政委以及其他院领导的孩子。楼上占据天然优势，这个时候邵东岱发明了“烟雾弹”就是把六六六粉和黑火药掺在一起，投掷到楼上或者他们家里。很快人家就反投到我们的战壕里，邵东岱又发明了“反投掷神器”，把“大雷子”鞭炮放在烟雾弹中间，火药大一些，当对方拾起来准备反投时，大雷子爆炸。这下可惹了大祸。孩子的手多么嫩啊，大雷子在手中爆炸，立马成了“血手”。邵东岱一下“臭名远扬”，下场我也不知道，因为很快就爆发了文革，医院进入了混乱模式。

    文革中两派开始打仗了，我和邵东岱都属于“走资派”的子女，没有事情做，我就跟着邵东岱在大礼堂学围棋。邵东岱带着我“偷书”，文革破四旧收缴了很多书籍，放在大礼堂后面的化妆室里，锁着大锁，但是天花板与大礼堂相通，我们从舞台的天花板进去，爬到后面化妆室，定位以后，把绳子拴住斜梁，我们下去，就躺在书堆上看书，玩。用书包往外“偷书”不过瘾，我就用银行背钱的帆布双肩包背出来，家里不敢放，我们在山坡上挖了一个洞，放在里面。虽然不到十岁，但是看了《烈火金刚》《安娜卡列尼娜》《中国通史》《孙中山文集》《辛亥革命》等今天还有记忆的书。

    1968年我们院的大孩子都去当兵了，邵东岱因为近视眼不能当兵就去了潍北军马场。

    再次见到他是1971年，我上初中那一年，因为家里对我抱着很大希望，所以让我离开山沟，到泰安地区的泰山中学上学，而邵东岱家已经搬到了泰安的军队医院。在这之前邵东岱的妈妈和大姑与我妈妈给我定了“娃娃亲”，邵东岱家过继给大姑家的妹妹成了我的“未婚妻”。这样在泰安上学期间的周日就在邵东岱家里度过，邵东岱从潍北回来，我们就在一起谈理想，谈人生。

    1973年我转到枣庄上高中，有一天邵东岱突然来到枣庄找我，和我谈起了反对专制，争取民主，我们常常谈论的话题，然后告诉我，他和很多革命志士准备进行反对专制的斗争，一腔热血的我也希望能和她一起投身到革命之中去，当然他不希望我做他的“妹夫”，因为革命就会颠沛流离，就会坐牢杀头。

    1975年到1976年是我们往来很频繁的时期，他在枣庄发展了王辉另一个系统，王辉积极发展，引发案件，这是后话。我们频繁往来的时期，他介绍我到了东都农药厂，新汶矿务局机厂，兵团大河棉纺厂，潍北军马场，山东电讯三厂会见了很多“战友”。这期间他还把《李一哲献给四届人大》的文章给我，让我归纳整理出来一个《大纲》提供给主要人物马奎东，后来被公安局在定性“反革命集团”时被列为“党纲”，我因此成为“主犯”。大体是“反对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主义专制，争取人民的民主与自由，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反对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军队中的空头政治，加强训练更新装备，为未来战争做好准备（不是反侵略战争，是对苏进攻战，夺回清朝割让的所有土地，为中国人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还有关于经济，文化，教育等等。

    被捕以后一直到平反出来我们才见面，那个时候“娃娃亲”不承认了，邵东岱被作为影响我前途的“坏人”被我家人反对。

    再后来，他分配到山东省团校（山东省青年学院）基建科，我开始做生意，我们有过几次见面，邵东岱给我一如既往的关心和照顾，最让我感动的是为我准备了房间，当作自己家一样的来住。再后来就是忙忙忙，一晃就是快四十年，一直到听到他去世的的噩耗，才想起来，为什么不停下来，和他住上几天再聊聊我们的人生，再聊聊我们的往事，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