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六一儿童节是我加入少先队的日子，那个时候的天是蔚蓝蔚蓝的，我们列队在孔尚任写《桃花扇》那个山沟小学的操场上，等待被授予红旗的一角。主席台上拿着讲稿发言的是我们学校唯一的三道杠朱亚大姐姐，阳光和少先队旗交相辉映照亮了她美丽的脸颊，她时时看着讲稿，长长的睫毛在煽动，当听到她宣布授红领巾时，我姐姐跑过来给我戴上红领巾，我姐姐和朱亚是同班同学。
    也是1965年大型史诗《东方红》在全国上演，各个学校单位也在排练《东方红》中的歌舞作为文艺节目在节假日表演，印象最深的是《抬头望见北斗星》的表演，朱亚大姐姐身穿红军军服，扎着武装带，斜挎着驳壳枪，红军战士依偎在她的周围迷茫的看着天空，她是那么神气，那么自信，那么美丽。
    很快开始了“十年浩劫”，当时张贴毛语录，挂毛像成了一股风，他的妈妈曼霞是军队医院的一个护士，也是一个外向的活跃的女人，曾在国民党军队医院里有短暂的任职（那个时候军队医院很多医生和护士是从国军转过来的）。她成了毛崇拜的活跃人士，因为是短缺经济时代，图钉也是供不应求的，她拿着螺丝刀在墙上找图钉，然后来贴毛语录。这天下午，一个护士从上海老家探亲回来，带来了一尊石膏的毛坐像，大家都围拢过来一边看一边赞赏，曼霞挤在最前面，表达她的忠心，她手里有一把螺丝刀。
    第二天放在科办公室里的这尊毛像的双眼被挖走了，天大的事件，谁把毛主席的双眼挖走了！大家猛然想到曼霞昨天拿着螺丝刀，疯狂的人们不由分说，把正在给病号打针的曼霞从病房拉了出来，一顿狂打，然后扭送到政治处。在大家指证下，曼霞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后来被送回原籍劳动改造。
    到1968年下半年武斗基本结束了，就业问题摆在面前，城市里开始下乡了，部队子女开始了当兵，我们院第一批小兵就是这年秋天穿上了军装，我记得那天是一个晴冷的下午我姐姐和他们那一届所有的孩子都穿上新军装在大礼堂前面的篮球场上集合，大人，孩子全都出来了，他们相互整理着军装，嘻嘻哈哈的说着笑话，我也在人群中送我姐姐去当兵，猛然回头看到办公楼侧面远远地站着朱亚大姐姐向我们这边看着，当然不能用“羡慕嫉妒恨”这样轻描淡写的话语来描绘当时的她。她的眼神里肯定是羡慕同学们成了解放军，而我们学校唯一的白天鹅却被拒之门外。难道能不嫉妒？能没有仇恨？我看见她妹妹和弟弟一起把她拉回家，拉扯中，我看到朱亚大姐姐挣脱着回过头来向我们这边看，那个眼神定格在我的脑海中至今难以忘记。
    林彪事件以后，曼霞从农村老家回到我们部队，开始了漫长的上访。部队距离津浦铁路的一个小站歇马亭还有八里路，曼霞每次都是从这里坐火车去济南大军区，去北京要求平反。因为她确实没有“挖眼”的时间。歇马亭车站没有站台，就是上行下行两条铁轨，这天曼霞再次去济南，她的丈夫，朱叔叔像往常一样送她到歇马亭，把曼霞送上北去的火车，然后跨过南去的铁路，或许是太多的心思，朱叔叔居然没有看见风驰而来的南行列车。据说朱叔叔的脸都被火车刮没有了，当他的尸体被战士抬回我们部队时，朱亚大姐姐疯了一样扑倒在她爸爸的尸体上，撕心裂肺的哭声，声嘶力竭的哭声让我今天回想起来还感到内心的颤抖。
    我离开了山沟去外地上学了，听说朱亚大姐姐被分配到董庄卫生院工作，要知道当年的公社卫生院不是今天需要本科学历，那个时候最次也在县城工作，下乡镇工作几乎没有。
    最后一次见到朱亚大姐姐是1974年的一个傍晚，天已经黑了，警卫连值班室来电话说有两个女的来政治部找我爸，我爸让我把她俩领进来，然后安排到招待所住下。我跑到门岗，朦朦胧胧地看到朱亚大姐姐和她妈妈，朱亚大姐姐很抑郁的样子，也变得是成熟还是苍老我不会形容。这场浩劫害了多少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