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的金秋，我七岁时随父亲调动从济南来到石门山，这个与世隔绝，四面环山的部队驻地。当地成百上千种秋天的果实中只有柿子漫山遍野，黄的、红的挂满枝头。我不敢爬太高的树，所以摘不到红透的柿子，只能吃一些有点发涩的柿子。在不远的山坡上，一个大我四五岁的姐姐带着妹妹弟弟爬的好高，摘那些完全红的透明的柿子，我跟着看，那个大姐姐顺手给了我几个熟透的柿子，说：要吃熟透的，别吃硬的。我拿着又软又甜的红柿子不禁狼吞虎咽起来，柿子皮沾了满脸，当我面对他们时，大姐姐笑的前仰后合，笑声是那么纯朴、那么友善、那么开心。。。。。。
上学了，她是我们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长朱亚大姐姐，她在五年级，而我是一年级。1965年六一节是我加入少先队的日子，天气真好，阳光都有点耀眼，鲜红的队旗迎风飘扬，朱亚大姐姐带着三道杠，红绸子的红领巾在胸前飘着，那个时候只有辅导员和大队长才是绸子的红领巾。队旗和红领巾交相辉映着她圆圆的脸，那水灵灵的大眼睛是那么自信，那情形至今难忘，她是全校最自豪的人。
一九六五年的秋，全国都在学演大型史诗《东方红》，我们学校也在排练，朱亚大姐姐不但是“导演”而且是女一号“台柱子”。小演员扮红军在长征途中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时都依偎在大姐姐身边，望着天空，她是那么深沉和凝重。当唱到“井冈山上举义旗，秋收暴动风雷急”时她左手卡腰，右手擎天，驳壳枪的红带子和红领带迎风飞舞，她高昂的头是那么自豪和高贵。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朱亚她们大孩子组建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把我们低年级孩子排除在外，我痛哭流涕地发起组建了“东方红红卫兵”，因为我们的袖章上印着红太阳，所以吸引了很多同学参加，加上我们申请就批，成为学校人数最多的一支队伍。不久部队发生了毛主席石膏像被挖掉双眼的事件，朱亚的妈妈因为有国民党军护士的历史被诬陷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撕掉领章帽徽进行批斗。而后又被送回原籍劳动改造。很久很久没有看到朱亚大姐姐矫健的身影，好久好久没有听到朱亚大姐姐那纯朴、友善、开朗的笑。。。。。。
我们部队在封闭的小山沟里，只有下午五点从曲阜开来的一班长途客车带来报纸和信件包裹，在邮电所等车等报纸就成了我们小朋友的唯一生活，这是1967年的秋，天暗极了，朱亚大姐姐出现在邮电所，她满脸忧伤，在柜台上花一角六分钱买了两张邮票，一张贴在信封上，一张放在信封里交给邮递员，邮递员不解地问：朱亚，你寄一张邮票干什么？朱亚凝重地说：如果不寄邮票，就收不到妈妈的回信了。说着眼中就涌出了泪花，她放下信转身就匆匆走了，是那么慌张、急促。我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想着连八分钱都没有的朱亚妈妈在劳改中是什么样呢？
1968年秋高气爽的一天，我们部队大院热闹得几乎翻了天，部队第一次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当兵，我姐姐也是这批女兵的一员，朱亚班里所有部队子女全部入伍，只有近视眼已故的邵东岱没有走。我们在大礼堂前为“新兵们”送行，内部征兵走不远，都是喜气洋洋的。我站在操场上无意中向大坡上看到朱亚大姐姐正站在家门口看着热闹的人群，许久、许久，她妹妹拉她回家，有足足十分钟她往回走，那目光是羡慕，嫉妒，还有怨恨。。。。。。
1972年的秋天开始甄别“反革命案件”了，朱亚爸爸送她妈妈去济南要求平反文革中的问题，听说朱亚妈妈已经在北京、济南、薛城之间找了很多部门，每次都是从津浦铁路的一个叫“歇马亭”的小站上下车。这天送走朱亚妈妈的爸爸低着头跨过北行的铁路走向南行的铁路，被一列疾驰而过的货运列车撞出了几十米，列车停下来，他的爸爸上半身已经是血肉模糊了。 军绿色的救护车把尸体拉回部队的太平间，我们围着好远好远地看。朱亚和她的妹妹弟弟扑向染红的白布覆盖的尸体，发出令人心碎的哭：爸爸，你怎么抛下我们啊！我们怎么活啊！爸爸，你快点起来，我们回家吧。三个战士将他们扶起来，几个战士把尸体抬进太平间，她又扑上去，不愿意离开爸爸，战士死死拉住她，她挣扎着，呼喊着，像是一个疯人。
就是这个秋天，我和同学登上部队的南山，远远看见部队的墓地里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朱亚大姐姐久久站在他爸爸的坟墓前，不知道她在向她的爸爸述说什么。金色的山坡，金色的夕阳，穿着旧军装的身影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
1973年我们随父亲到了薛城，一个初冬的傍晚，值班室来电话说有两个人找我爸，是来上访的。我爸让我去领她们然后安排到招待所。我就跑到大门岗，一看是朱亚和她妈妈，朱亚大姐姐围了一个严严的围巾，眼睛里充满了忧伤和愁苦。我和她们默默地走过部队大院，到了招待所，我找李班长安排了房间，领了饭票给她们，然后我就走了，一句话也没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