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77年12月11日的晚饭后，孔庄看守所1室的门“哐当”被打开，一个颤抖的身子被推了进来，他的帽子扣在后脑勺上，帽檐向后，全身上下六个口袋全向外翻着，一双很大的假“回力”因为抽走了鞋带，舌头盖住了脚面，他卷曲着身子，不停地发抖，也许是冻的，但更多是被吓的。他的嘴唇大而厚并且是紫黑色，是非洲型的唇。他那惊呆，恐惧的目光随着锁门的声音转向满是苍蝇蚊子血的墙壁和铁栏杆封闭的窗户，身子似乎抖的更厉害了，他最后把目光转向我们这些陌生的“可怕的”在押人员。一张张脸，惨白的、浮肿的、忧虑的、冷笑的、狡诈的。。使他更为紧张。
        囚室门上有一个一米高的小门，用于打饭送水和传递东西，也常常用于惩罚在押人员，这个时候小门开了，一个凶残的声音传进来“新来的！把头伸出来”。惊魂未定的他茫然不知所措，在大家指点下，他哆哆嗦嗦地把头从小门伸出去，站岗的兵对他一阵训斥后，又冲着他脑袋踢了几脚以杀威。他缩回头转过身来时，脸上头上全是泥，厚厚的嘴唇上流出了鲜血。他坐到自己2号位置，痴呆的目光直直地看着天花板。旁边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恐慌夹着结巴：“不，不，不让说，我是二号”引起大家一阵哄笑。他似乎要说什么，又咽了下去，低下了头。“因为什么进来的？”又有人问他，他的头更低了。大家像往常新来人一样开始了推测，“像个拉地排车的，和人家打架吧”，你看看他胆小如鼠，还敢打架？是个钻井队员吧（强奸）？大家目光转向我这个“权威”：是个被吓破胆的酸秀才，八成是政治犯。又是一阵沉默，然后大家开始预测晚饭。想着好事，点着菜谱，真可谓“画饼充饥”。

    开饭了，大家从小门依次打菜，拿煎饼，玩笑着，谈论着，大口大口地吃着。新来的端着那碗菜，紧锁双眉，也不是那么紧张和恐惧了，可忧伤却挂满了脸，他直盯盯地看着碗，泪水充满了眼眶。“别难过了，吃吧，到如此地步也要活下去”一个老人对他说。这几句劝慰的话就像春风吹进了他的心扉，那凝结在眼眶里的泪水就像是融化了的冰水滴了下来，成串地落进了飘着几个油花的清水煮菜里面，他梗阻的咽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住地点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和我们都熟悉了，他叫张台林，是田屯煤矿的宣传科干部，他说他家是台儿庄陶河桥，母亲王莲英是台儿庄大联合的头头，铁杆的“老保”。

    张台林1965年入伍，在204师当兵，该师是反对造反派省委书记王效禹的；1969年张复员时，王效禹掌权，回到枣庄没人接待，他们各自回家了。到1970年“批示十条”下来以后，张台林被分配到田屯煤矿，抽调到矿务局宣传队任编导。因为主持正义，常常打抱不平，受到排挤回到田屯煤矿宣传科，因为打抱不平被下放到井下当工人。1973年批林批孔，原矿上造反派革委会主任王贵已找他谈话，因为他受打击报复，应该上访。张台林参加了赴京上访团，他负责上访团宣传组，看到枣庄市委不落实政策，他写了大字报《诚意何在》轰动一时，又写了《如此诚意》再次引起轰动。落实政策后，他回到矿上，1975年省委秦和珍书记批示：张台林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不戴帽子，不追究。1977年把他逮捕了。我给他的评价是：自以为怀才不遇，就从一个营垒跑到另一个营垒。他没有说话。因为文革后，大联合掌权，有他母亲，他可以平步青云。

    可是他太性情了，稍稍的不满就加入了对方的阵营，最后成了专政的对象。

    记得一个昏暗的下午，我和张台林突然被提出来，自己找自己的大牌子，张台林是现行反革命犯，我是反革命集团主犯。我们在人民广场参加了枣庄市十万人批判大会，张台林又一次卷曲了身子，头低得很厉害，连腰都弯下去了，完全是接受批斗的样子。会后回到牢房，我说他：这么害怕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到这么狼狈？他默然无语，叹息一声。

    1978年五月张台林被判处五年徒刑去了欢城煤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