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贾樟柯披露：“前两年在北京拍环保公益广告，
胡同里突然冲出几个大妈大爷，高声嚷嚷：他们在拍咱们的雾霾，快把摄像机扣下来。”
此事在舆论界中引发热议，
人们亲切地将这种现象，称为“咱们的雾霾”。
这样的大妈大爷，让人想起一种病：斯德哥尔摩症。
就是被害人或被绑架者爱上了施暴者和绑匪，甚至转变立场帮助后者。
看似不可能发生的荒诞情节，却实实在在地发生着，
比如：一些早年被打成“右派”的人，比如文革中被迫上山下乡的知青，
如今在回忆那段岁月时，居然怀念那时的“官员不腐败”“社会治安好”。
斯德哥尔摩症的前提，其一是是封闭，与世隔绝，无论信息还是物质都与外部绝缘；
其二，则是发自内心地承认自己被支配地位和命运，
认为别人如何对自己都是对方的权力，
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至少暂时可以免除难受；
其三，则是将受虐与顺从当成一种习惯，并顺理成章地将其认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有了以上几点，那些天天在乌蒙蒙的天空下呼吸着污染空气的大爷大妈，
在一种莫名其妙的荣誉感之下，成为雾霾的守卫者和帮凶，
将雾霾当成“我们的”，也就顺理成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