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秉真如果活着，应该是102岁了，因为1978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62岁。那是1978年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进来一个牙齿掉了一些“地包天”的老人，秃顶，眼睛惊魂没定，抱着被子衣物，然后坐到了炕沿上。经过询问才知道他是地主成分闹翻案，定为“翻案犯”。
    他是一个油头，头上天天出油，隔一天必需洗一次，否则很痒。监狱里每天中午饭后给一大茶缸子白开水，孙秉真就用这个热水兑着自来水洗头，需要有人帮他浇水，所以他每天求我帮忙。我根据他说的他的家谱排辈，就说是他爷爷辈的，尽管那年我才20岁。
    每逢洗头，我就逼他喊“爷爷”，他总是笑着说：好，好，我喊你爷爷，反正我比你大，你不敢答应。
    我说：萝卜小，长在坝（山东话BEI辈）上，咱俩一孙，你是孙子辈，理所当然喊我爷爷，我怎么不敢答应？！我一边给他洗头，一边拍着他的秃头，叫着大孙子。他也笑呵呵地答应着。
    孙秉真是峄城区五街人，解放前他以卷烟为生，雇佣二人，前后购买土地五十亩，雇人耕种。土改时，其妹妹嫁给了土改工作队的队长魏秃子，所以划为中农，“土改补课”的时候，她妹妹受不了魏秃子就跑了。这个“妹夫”就告他家漏网地主，经查确实够地主标准，改成地主。文革中，地主和中农待遇是不一样的，可以说受尽折磨。他借着批林批孔造反派翻案之机开始上访，他声称魏秃子报复他家，错划地主。他的名言就是“闹”！闹得他们（政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六神不安。结果被抓。
    孙秉真被抓后，连续提审，他很乐观，认为马上就可以释放了。监狱里，曹国宁和栾东文为此进行争论：曹说孙秉真要从重，不会低于五年刑期。栾认为上访闹事不算大事，很快就会释放。两人争论不下，曹国宁对我说：你进来时间短，外面情况了解，你以为老孙案子会怎么样？我说：我认为老曹分析很对，因为现在中央反对四人帮帮派体系中，特别提到有一部分人趁机闹事，唯恐天下不乱，是严惩的对象，各地区肯定会抓闹事的典型案件。我和孙秉真开玩笑说：老孙子，听爷爷的话，你得在里面“享几年福”了。
    老孙头还挺固执，他笑着说：一家子，我出去给你捎个信。曹国宁接着就说：大姑娘的裤裆-没门。过了几天的一个上午，孙秉真被提出去，然后带着手铐，捧着判决书，哭丧着脸进来了。我上去从他手里抢过判决书，还开玩笑问他：怎么样，老孙子？他呆滞的眼睛突然发出凶光，发疯似的狂叫起来：十年！十年啊！我冤枉啊！冤死我了！他一边大哭，一边用头撞墙，俨然一个疯子。
    栾东文愕然了，他赶紧过去扶着老孙，老孙头越拉越上劲，真有痛不欲生的感觉，我看的真实，深感这么大年纪，出来就过了古稀之年了，受到如此之烈的打击，让他吐吐怨气，发发疯吧。这样他会舒服一些。而曹国宁却没有一点人味，怒斥道：老栾，别拉他，他装什么？我见过的重刑犯多了（此时文革造反派曹国宁已被关押七年），看他闹什么？想加脚镣了！当时不知道我的火气从哪里来，立即跳起来冲着曹国宁说：“你还有点人味没有？他这么大年纪，十年还能活着出去吗？心中不难受吗？他抑制不住自己，你有什么权力斥责别人？”。曹国宁像一条被激怒的眼镜蛇，立即站起来：“你想干什么？你想为翻案犯鸣冤叫屈吗！”我自己毫无畏惧，在这里死活都无所谓了，我怒吼道：“我以一个人的良心，以人之常情来体贴别人，不管是什么人。如果你被判重刑，就不需要同情吗？你的同情人怜悯心哪里去了？你算是人吗？关押你才八年，我看应该再关你十八年，二十八年！”我痛痛快快地发泄着，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大家斥责的目光下，曹国宁感到了孤独，再吵下去显然不利了，胆怯地说：“你别狂，你能怎么着我？！”我说：“我揍你，砸死你这个蛮熊”（山东人称上海人为蛮子。曹是上海人）。巡逻的岗哨来了，大家若无其事地坐下，老孙头为了掩护我们的争吵又大闹起来。纠缠住站岗的士兵叫骂起来。孙老头被提了出去，远处传来铆脚镣的声音，而脚镣声由远而近，孙老头拖着脚镣进来了，曹国宁在角落里闭目养神，消瘦蜡黄的脸上挂着幸灾乐祸的狞笑。我们还在惊愕之中，孙老头走到我的面前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扑通跪倒，哀求道：我上诉！你帮我写吧！我正在犹豫，栾东文，程传松等人把老孙拉起来说：你这么重的刑，岂不是连累别人？人家是政治犯，弄不好会加刑的。孙老头仍然哀求道：我不认字，你行行好，救我一命吧！曹国宁接上话说：“是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不是有同情心吗？你不是自认为是一个人吗？”他量我也不敢写，我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我居然答应了。我折起被子当桌子，铺纸而坐，孙老头自述一番。
    一九三八年孙老头的父亲在牛山后给他土地三十三亩，房子八间。不！不是！他自己又否认，说是十一亩地，房子也不是全住的，有四间用做卷烟的小作坊，后来日本人来了，我们全都逃反走了。到峄城住在人家大屋檐下的小棚子里，一年以后，才盖起了四间房子，弄了五六亩地，自己还是卷烟卖，后来结婚了，又弄了几十亩地，不是，几亩，两三亩吧。反正那个时候生活也不好，起早贪黑地干，才解放时，魏秃子是工作队长，给俺划成中农，那时候他是我妹夫。后来我妹妹跟人家跑了，家里给他们算离婚，魏秃子不愿意，又告我们是地主，他认识人，给我们定成了地主。我不服，到处找，街道上又说我是地主分子，我不是地主，我能不找吗？
    孙老头似乎很有理，我笑道：老孙，你不冤枉啊，你就是地主，就是量刑重了。你有几十亩地，有香烟作坊，雇佣劳动，这就是地主，你妹夫给你包庇了，后来你妹妹跑了，人家不管了，肯定划成地主。你闹就是翻案犯。我不能给你写。我把被子搬回原处，孙老头自知理亏，有不甘心，锤头痛哭，跪在我面前不停地磕头，哨兵找来了牢头，孙老头立马转向牢头：求求你们，找个人给我写上诉吧，我冤枉死了。刚要跪下磕头，被牢头一脚踢翻在地，可怜的老头子，六十二岁了，在地上打滚，牢头指着我说：你给他代笔，他怎么说，你怎么写。我点头称是又重新操笔，他的意思，我的语言，写成两份上诉状，呈上，孙老头对我感激涕零，省了一顿饭给我吃。
    上诉之后，孙老头又恢复了元气，居然和孟老头摔起跤来，在大炕上打来打去，被孟老头摔了个四爪朝天，笑着服输。闹归闹，几天过去了，老孙头突然消瘦了很多，也突然衰老了很多，大家莫不为之叹息。不久批复下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老孙夹着铺盖去了劳改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