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我们在儒家“先忧后乐”的熏陶下成长起来，那一代忧国忧民的情怀还是蛮高的。面对文革时期种种倒行逆施，面对社会经济的停滞，我们忧心忡忡。只有十七八岁的我积极参加了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伟大斗争中去，具体行动就是根据当时的政治传说印发传单百余份，在1976年三月底去北京抄写了一些诗文，准备回来印成传单。十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大家就不再联系，各奔东西，我应征入伍到了舟山。到了第二年的八月居然造了一个惊天大案把我带进去了，这一天正好是8月2日。入伍第一年被保送到华东工程学院准备上大学的时候被捕了。历经两年的监狱生活于1979年8月2日平反释放。说实话有时候还要真的相信神的存在，神捉弄人而且弄得很巧合，这两个8月2日成了我转变人生的日子。我们被抓的时候父亲就走上了申诉之路，因为父亲坚信我是反对四人帮的，是无罪的。

    父亲通过支左时认识的枣庄市法院院长余云和（音）了解情况，那时没有检察院，公安局直接转到法院判刑。余云和找到关系比较好的副局长孟庆丰（后任省厅长）和父亲见面，孟局对于这个案件意见十分大，集团案案卷口供不一致，后来案卷进行调整统一口供，孟局从预审科李科长那里调来案卷，父亲看了，然后形成了申诉材料。余云和说你在枣庄翻不了案，是徐西海（音，就是现在闹翻案的公安局长徐忠的父亲）一手办的案子，你直接去省里看看。我们同案的曹东强的父亲是陕北红军，和当时山东省高级法院院长王保民是战友，父亲和曹东强的父亲一起到高院找到王院长，王院长说：这个案子太大，而且省公安厅盯得很紧，再说也没有转到法院，不好插手，你们最好去中央去找。父亲独自踏上了进京的路，当时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宣化是父亲在新四军的战友，父亲是新四军四师特务营一连指导员，李宣化是三连指导员，两人在一起几年，很是熟悉，特别是四师的几场恶战都是特务营做主力，可以说是生死之交。父亲找到李宣化，李宣化吓得要命，因为他是那种眼皮比较活的那种人，抗日时期，连队吃顿水饺，他也要送几盘子给营部。他直接把父亲推出来不管。父亲想一想，去找过去在九兵团直工部的老领导，当时二炮政委刘立封，刘政委说，我帮忙可能帮不上，但是我的红旗轿车给你用，中央部委办都能进去，不用登记，另外我的秘书是老团级干部，中央认识人很多，你要找谁，我让他带着你去找。当时去找公安部，人家很强硬，坚决不能翻案。刘立封的秘书认识最高法院的一个副院长姓郑，郑副院长看了卷宗说，这个案子只有“邓办”批示才能翻案，我们包括江华院长都办不到。据父亲说当时上访的人很多，有很多老红军在最高法院墙外搭一个棚子住着申诉。但是如何能找到“邓办”是一个大问题，没有死人的案子都是小案，正常渠道根本上不去。刘立封政委也想不出什么办法，过了几天郑副院长打电话说他的邻居的孩子是邓办的打字员，写一个极为简练的申诉材料拿给她，让她想办法找邓办签字。父亲把申诉压缩到两页纸，然后用大红旗送到最高人民法院，据说这个打字员找邓办大秘签署意见时还被训斥，全国那么多大案等着，那么多事要处理，你这点小事怎么让邓办签署。她说自己亲戚，邓办签署意见：第一反对四人帮不是反革命集团，第二没有放人的立即放人。打字员做出文件头，成了“圣旨”下达给最高法院和公安部。郑副院长立即呈给江华院长请求批示，江华院长根据邓办两点意见也做了相应的批示，并且在视察山东平反冤假错案时，到了泰安亲自过问这个案件的情况。为此，江华院长要求山东省委尽快落实邓办批示，白如冰书记和高克廷书记顶住公安系统的压力，定出尽快放人，予以平反的决定。泰安早就把人放了，其他地方如德州，聊城等地也都放了人，只有枣庄还关押着四个人（曹东强因为双目失明保外就医了）。我们等到无罪释放的判决书才出来，那天正好是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