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姐她们是1968年内部征兵安排在济军后勤部的医院，1969年一月军装上佩戴了领章帽徽，然后送到兖州九十一医院附近的一处叫做“医训队”的营房开始学医。别小看这个医训队，有一个时期军队医院的专家绝大多数是从医训队走出来的，很多还是军地拔尖人才。当时兖州医训队好像是涉及哪个科教学，就调哪个科的主任来讲课，没有固定的老师，医训队也是部队的一个有级别的单位，这里固定的老师也管行政事务。有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女军官（军装四个口袋）好像是全科医生，讲好几个科室的课程，而且管挺多事情。大大咧咧的脾气，挺愿意说话的，那年我12岁，去看我姐姐，在医训队招待所住了很长时间，她不让我叫她阿姨，让我叫她金大姐，对了，她姓金，是朝鲜人，不是朝鲜族。

    我断断续续地听我姐，还有其他姐姐讲金教官的故事：她爸爸是金日成的铁杆部下，虽然年龄比金日成大很多，但是在部队只认金日成，据说金日成在东北抗联当了很多年团长，那个时候抗联的团就是几百个人，下面就是连，金大姐她爸是一个连长，经常跟着金日成，他们对日本作战主要是搞物资，搞军火或者搞钱，她爸年纪大，想的全面，经常把胜利品给金日成准备一些，特别供给金日成。她哥哥十一二岁就跟着金日成当勤务兵，1944年的冬天日本东北军不太行了，金日成的手下以连排为单位出去打野，专门去抢日本人的军火物资，部队很分散，有几百个日本军突然出现在金日成的临时团部附近，情况很危急，警卫排掩护金日成和团部机关迅速撤离，她大哥自告奋勇带六七个人和三廷歪把子机枪阻击日本人，顶了一夜加一个白天，子弹全部打光了，他们全部战死了，那年她大哥不到15岁。

    金日成见了她爸就像有点亏欠似的，说当时很紧急，没有照顾好儿子。她爸也没说什么。金日成带着部队回到朝鲜成为委员长之后，就把她二哥送到苏联学习通讯，后来到北京进修。当时朝鲜高层很复杂，派系斗争很激烈，主要是三大派，一是老抗联，朝鲜人民军的高层很多是抗联的师长旅长，崔贤，崔庸健都是抗联的师长做人民军军团长，背地里叫金日成是“金娃娃”。金日成控制不了抗联派；二是延安派，所谓延安派就是在中国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中的朝鲜族，日本族干部，抗战结束后，全部集中在徐州附近的黄口，然后回到朝鲜，这批人也不太听金日成的；第三就是亲苏派，大多是朝鲜高层子女送到苏联学习的，包括她二哥。这些人受到金日成重视，也是金日成的主要力量，很多人民军军团长就是二十多岁的留苏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金日成不顾老抗联和延安派的反对，发动了统一朝鲜的战争。这个时候金大姐的爸爸在金日成身边负责供给部的工作，他洞察到有人要谋害金日成，所以经常提醒金日成，有一次金日成要去视察前线部队，她爸爸要求一起去看看部队供给，带着自己的警卫连跟随金的车队，果然遭到李承晚部队的袭击，她爸爸带兵反击并安排金日成坐他的车原路返回，而她爸爸却全军覆没，那年她不到十岁，正在北京育英小学上学，她的初中是在那个学校的初中部上的。

    她二哥从北京回来后，随金日成司令部负责电台通讯，包括和志愿军以及苏联的联络。有一天中午正在睡午觉，美国飞机丢下一颗两米高的大炸弹，正好落在人民军总部的院子里，把人从床上震起来，幸亏没有爆炸，人民军的人，志愿军的顾问都往外跑，只有她哥哥冲到金日成的房间，保护着金日成慢慢离开。到了安全的地方，金日成没有说话，拍了拍他的肩膀。她二哥的死也是很壮烈的，美国有一种侦察机专门捕捉大功率电台的，一般人民军总部和军团部都有150W的大功率电台，侦察机定位之后，就呼叫轰炸机来投弹，有一次这个侦察机在盘旋，她二哥一看不好，如果关机，肯定会遭到轰炸，当时电台是嘎斯51车车载的，她二哥让报务员在原频道不停地发报，然后开着车迅速离开总部，开到远离总部的另一个山沟，结果引来了轰炸机编队，整个山沟成了火海。

    她毕业后回去朝鲜看她妈妈，金日成接见了她，称她家是满门英烈，问她想干什么，她说想学医，然后安排到朝鲜最好的医学院上学，因为她口无遮拦，被政治部多次警告，政治部的人说：如果是普通人乱说，早就枪毙好几次了。但是她不在乎。最后朝鲜没有办法，就把她送到中国的军医大学上学了。我认识她的时候，据说已经拒绝她回朝鲜了。

    我姐从医训队毕业后成为军队的儿科医生，后来听说医训队解散了，再后来，听说她去北京军区的医院了，再后来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