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兵第一年就被保送到军区教导队学习了，大约从1968年开始凡是准备提拨的战士都要送到教导队学习半年一年的，所有教导队基本是服役两年以上的班长或者是排级干部，作为新兵到教导队受训，在南京军区我们这一期只有两个人，我是一个，另一个是驻湖州的一军政治部主任的儿子。我当时是十分得意忘形，目空一切的。在教导队只和一军军长的儿子王义珍技师，文革前浙江省书记处书记的儿子杨明月有来往，其中和杨明月更亲密一些，因为他的父亲在1940年左右是新四军四师九旅的侦察科长，我父亲是四师特务营一连指导员，谈及这个关系自然亲密很多。他当时是一个战士，下乡到黑龙江多年然后从杭州当兵三年多才来教导队。我俩经常在一起，他文革受到很大冲击，16岁就下乡到了黑龙江和吉林交界的朝鲜族山村里，当时生活的艰苦他没有说过，但是山村的恶作剧他说了很多，他们刚刚到农村的时候，当地人说朝鲜话，也说汉语，他们感到很是新鲜，就向当地的青年学习朝鲜话，他们一个知青问：要吃酸菜怎么说？这个鲜族小伙子就把朝鲜语：我要和你做爱。交给他。这个知青就找到一个比较热情的老娘们说：能给我一点酸菜吃吗？但是他用人家交给他的朝鲜语说：我要和你做爱。老娘们脸色微微一红，就答应了，带着知青回家了，知青以为去拿酸菜，到了家里，老娘们把衣服脱了，然后来脱知青的衣服，这个只有十六七岁的知青吓傻了，老娘们一直说着你不是要做爱吗？你不是要做爱吗？结果被老娘们摸了半天才放回知青点，他回过神来，找到那个当地青年一顿暴打，打的那个人跪地求饶。实际上朝鲜族是比较开放的，那个时候朝鲜族的女人下地干活就是外面那个大裙子，里面都不穿裤子，更不要说内裤了。后来熟悉了，他们经常撩开女人的裙子，或者用锄头把去捅小便的女人。杨明月在那个边疆小山村里三四年，等他爸恢复工作，他才回到杭州，二十多岁才实现当兵的梦，他爸在军队的关系肯定不行，或者刚出来工作百废待兴，太忙了，忙的顾不上自己儿子。杨明月到教导队的时候都23，4岁了，22岁以上就不提干了，他可能是特例要提干吧。

    由于我年轻气盛，不知道天高地厚，热衷于政治，并常常慷概激昂。他很沉稳，让我不要去管政治的问题。他的观点是：我们的父辈打下的江山，我们后辈人应该进入科技领域搞点新的科学技术来发展我们落后的经济。粉碎四人帮之后，很大一批高干子弟都持应该致力于科技研究的观点，被认为是一种贵族主义的观点。我个人理想高远，抱负远大，他却不以为然，他一直想办法扭转我的思想。我在教导队研究一本《反叛乱作战的战术与技术》。杨明月总是说：你别想什么一举成名，留名青史，那是不可能的！他甚至说我：不见棺材不落泪！这句话包含着他的社会经历，他说我没有一点社会经验。他力劝我钻研技术，他带我到华东工程学院，认识了研究常规兵器的几位老师，还有一位研究手提式导弹的老师，他们都是浙江，江苏，吉林等省的高干子弟，他还给我借了炮兵动态，高射炮技术的一些书籍，我真的在扭转自己的兴趣方向，如果不是被捕入狱，或许我就进入华东工程学院上学，致力于常规兵器的研究了。

    有一次，杨明月带我去他爸爸的战友家，江苏省军区的一个司令，独院独楼，有四百平米以上，设施之豪华超出我的想象，甚至闻所未闻。我真的不知道有如此大的差距，远远超过济南军区后勤部的部长政委家。想一想吧，城市居民四世同堂，三世同堂，挤在二三十平米的小房子里，这里专车，司机，厨师，医生护士，警卫，保姆，每个人按照60元的工资，至少四五百元，这是十个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啊！难道我们这一代没有消灭贫困的责任？没有缩小社会差别的责任？没有建立公平社会的责任？我们不要考虑让人民生活好起来吗？我们不能献身于让人民富足的伟大事业中去吗？我想了很久很久

    1977年的建军节，我们教导队集体参观雨花台烈士陵园，在邓中夏，恽代英的遗像前，我对杨明月说：我很崇拜烈士，前几年我们像先烈一样抛头颅洒热血反对四人帮的封建专制。杨明月说：你有自己的前程，你离那些人远一点！下午我们来到中山陵，我们向国父默哀，拜读了《临时约法》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讯，处罚；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人民有书信秘密，居住迁徙，信教之自由；我指着约法对杨明月说：你看看，你看看。约法六十年后林彪四人帮又实行封建法西斯专制，剥夺了这些自由！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曾经反对过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噩梦永远过去了吗？复辟今后不会发生吗？！没想到这次和杨明月的对话成了“永别”，第二天，8月2日我被捕入狱！一晃就是4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