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写了一篇关于战友杨明月的观点的文章，突然想起来原来他的人生视角和我有很大不同，在文革时期，他虽然从杭州省委大院下乡到了吉林延边的小山村，可是我们有听到他说过生活的艰苦，冬天冷不冷？吃的好不好？也没有听他说过什么不公平，什么不自由。他似乎在农村四五年就是看着他们知青点调皮的孩子和鲜族的老娘们恶作剧的那些事。上地下工，日复一日的劳动，他并没有抱怨。那个时候的我，虽然留城了，并且所有工作可以自己挑选，想开汽车，就被安排在运输公司。但是我所看到的是禁锢的文化政策，我们读书还得偷偷的；限制言论自由，说说农村家庭的悲惨还被扣上对社会不满的帽子；更多的是发牢骚，满眼的不公平，今天看来，我们观察社会的视角不一样。
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女作家叫铁凝，我看过她一个短篇，在那个年代那么艰苦的偏远农村，她走铁轨，迎朝阳，似乎生活充满阳光。我当时就给同学说：枯燥封闭的生活能有什么阳光？五十年过去了，原来我们的视角不同！她看到的是生活中的阳光，我看到的是社会的不公，她站到了“歌德派”一边，唱着赞歌走向官场的阳光大道，好像现在是国家级的作协主席；而大批忧国忧民，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青年被归类到“缺德派”，有的被捕入狱，虽然后来都平反了，他们还是走上了愤青的道路，以后的路虽然做点生意，或者在单位平淡到清水一般的日子，仅仅捞生活而已。因为要发大财还得靠国企，靠政府，你还要歌德！我不知道五十年前反对专制，争取民主自由和法制的愤青有没有留下“名著”手稿。我相信大多数都沉沦在民间过着极为平凡的日子。
或许这就是社会视角不同而走上不同道路，因此有了不同结果。到今天我也不明白在文革那个专制的时代，思想和文化都被禁锢，言论和自由都被剥夺，想有所作为必须卖身投靠而不是凭借能力的逆淘汰时期，我怎么就是看不到阳光呢？我可以歌颂贫穷光荣吗？我可以赞美做驯服工具吗？我可以宣扬三六九等的城市农村人不同命运是正确的吗？当我再一次看到中山陵临时约法的各项保障之后，我默然了。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居然回到只看有没有房子车子，只谈钱的问题了，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我们仅仅只有一次的生命价值在哪里？难道我们的人生道路就是追求金钱吗？难道我们的视角就是养生，健康，活着，自娱自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