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的金秋，我七岁时随父亲调动从济南来到石门山，这个与世隔绝，四面环山的部队驻地。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秋高气爽的秋天，满山果实累累，群山红绿相间，特别是柿子树林漫山遍野，一片又一片，淡青的，橙黄的、透红的柿子挂满枝头，压得弯弯的，令人垂涎。在省会生活的孩子突然来到原生态的群山之中，一切都是格外新鲜，我一头钻进柿子树林，贪婪地寻找成熟的柿子，我不敢爬太高的树，所以摘不到红透的柿子，只能吃一些有点发涩的柿子。其实山里的人是不吃这种柿子的，他们会偶尔吃几个红的透明的柿子。突然不知道撞到了什么，一个清脆惊讶的“哎呀！”声传入我的耳鼓，我眼前站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大姐姐，像杏核一样的大眼睛，炯炯发亮，手里是被我撞黏糊的柿子和几个空枝，我被吓住了，心想山里人很野吧。所以赶紧从树上溜下来，低头站在那里，等着“山里人”发作，对方漫不经心地丢掉手中的空枝，在树干上蹭着白嫩的手，然后她帮我弹掉挂在身上的柿子皮，说：赶快回家洗一洗，要不，等干了就洗不掉了。声音没有责备的意思，我的胆子大了一点，抬头看看她，可是我脸上还有黏糊的柿子，她用手给我弹掉，看着我的“花脸”咯咯笑了起来，笑得前仰后合了，笑声是那么天真，那么纯朴、那么友善、那么开心。。。。。。
上学了，原来她是我们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长朱亚大姐姐，她在五年级，而我是一年级。1965年六一节是我加入少先队的日子，天气真好，真是晴空万里，暖风习习，阳光都有点耀眼，鲜红的队旗在校舍东面的小广场上迎风飘扬，朱亚大姐姐带着三道杠，红绸子的红领巾在胸前飘着，那个时候只有辅导员和大队长才是绸子的红领巾。阳光，队旗和红领巾交相辉映着她圆圆的脸，那水灵灵的大眼睛是那么自信，那情形至今难忘，她是全校最自豪的人。那天我也戴上了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参加少先队活动都是在她的带领下进行，在我们山沟里，最多的游戏就是登山学校后面的小山，怪石林立，但是石头都很圆滑，可以捉迷藏，可以竞赛，还可以过家家。当然每次比赛爬山，都是她捷足先登，第一个站到山顶的大石头上，摇晃着手帕，呼唤着我们后进的人。
学校的演出队她是“台柱子”独唱是那么圆润，舞蹈是那么优美，特别是手风琴的演奏，简直令人赞叹不已！一九六五年的秋，全国都疯一样的学演大型史诗《东方红》，我们学校也在排练，朱亚大姐姐不但是“导演”而且是女一号“台柱子”。小演员扮红军在长征途中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时都依偎在大姐姐身边，望着天空，她是那么深沉和凝重。当唱到“井冈山上举义旗，秋收暴动风雷急”时她左手卡腰，右手擎天，眼睛里闪着自信的光芒，驳壳枪的红带子和红领带迎风飞舞，她高昂的头是那么自豪和高贵。而小红军们或站或蹲围在她的周围，这情景至今仍浮现在我的眼前。
冬天打雪仗是我们最热衷的项目，朱亚不论在握雪球的速度上，还是投掷准确性上都不亚于最顽皮的男生。每当顽皮的男生攻击迟笨弱小的女生时，她总是赶来救援，打退“凶狠”的攻击者，甚至逼得他们在雪地里连滚带爬“落荒而逃”，朱亚不会善罢甘休，她一定要那些“攻击者”像电影上的俘虏一样乖乖地举起双手，在我们这些小学生的喝彩中押回这些俘虏。
1966年曲阜一中新生录取榜公布那天，大人小孩从各地汇集到曲阜一中校园的红榜前，醒目的大黄字写着长长串起的人名，前十名是标明名次的：第一名朱亚。她站在吵吵嚷嚷的学生中间，那双自豪还带着得意的眼睛似乎看着榜，或许什么都没看，两只手在胸前使劲卷着一本杂志，当认识的人向她祝贺或夸奖时，她总是低下头笑笑，显得很谦虚。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个“轰轰烈烈”的疯狂年代，组建红卫兵保卫毛主席的风刮进了小山沟，朱亚她们毕业班的大孩子组建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把我们低年级孩子排除在外，我痛哭流涕地发起组建了“东方红红卫兵”，因为我们的袖章上印着红太阳，所以吸引了很多同学参加，加上我们申请就批，成为学校人数最多的一支队伍。串联开始了，第一个目的地是曲阜，我们东方红红卫兵都是低年级学生，60里路是很漫长的，我们早上出发，一直到天黑才到曲阜，还好由于母亲的工作关系，人民银行红卫兵接待站早就等着我们了，热腾腾的饭菜和热腾腾的洗脚水让我们感到满满地幸福感。第二天我们集中到曲阜一中的接待站，整个教室就一个大通铺，各种花色的被子堆得乱七八糟，刚从济南串联回来的朱亚和她们那一帮哥哥姐姐们，身穿洗得有点发白的黄军装，臂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袖章，一枚很大的毛主席像章戴在胸前，腰上扎着解放军干部的人造革武装带，她们来到我们的大房间，朱亚站到书桌上，绘声绘色地向我们宣讲济南市文化大革命形势，洪亮的声音中带着慢慢地自豪！她庄严地宣布：我们要去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她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们十分惊奇和羡慕！她真厉害！她们真的去了北京，打着红旗，那身束装，我们用敬佩的目光送他们起行，
命运往往很奇怪，当你厄运当头，艰难倍至，走投无路甚至想死的时候，命运会突然把你带入顺境坦途，让你惊讶兴奋的有点茫然。而当你获取一点成功，在人们的羡慕中有点飘飘然，正在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华盖星会直接砸到你的头上，让你连遭打击，痛不欲生，朱亚就没有逃脱命运的摆布！
我们又回到了小山沟，墙壁上到处是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人们都像疯了一样争着戴更大的超大的毛主席像章，一个上海籍的护士探家回来，带回来一尊毛主席的石膏像，人们立即围上去赞美着，表达着对于领袖的赤胆忠心。手里拿着螺丝刀正在寻找图钉，贴毛主席像的朱亚妈妈曼霞也来凑热闹，那个时候图钉稀少，标语太多，需要到墙上去找，起下来再用，曼霞就是在找图钉，她看到新来的石膏像，就挤进人群虔诚地赞美，手舞足蹈的表达忠心。第二天她们科室里这个新的毛主席石膏像被人家挖了眼睛！重大反革命事件！济南军区，军区后勤部，后勤十一分部全部行动起来逐一排查，抓反革命分子，折腾了好几天，最后认为朱亚的妈妈因为有国民党军护士的历史，那天又拿着螺丝刀，挖毛主席的眼有作案动机和作案工具，所以被诬陷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紧接着撕掉领章帽徽就进行批斗。当时人们的义愤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像火山爆发一样怒吼着批判曼霞，斥责她，谩骂她，又开始动手打她！曼霞被定为现行反革命，连续接受批斗！送回原籍监督劳动改造这是后话。
从北京串联回来的朱亚，压抑着自己的兴奋和自豪，匆忙地赶回家要向父母炫耀接受伟大领袖接见的动人情形，途中她就反复想着如何说才能描绘的更精彩，让全家都高兴一大场，进了部队大院，她几乎是往家里小跑，门前那个长坡几十个台阶她三步并作两步跨上去了，她推开家门，欢快地喊着爸爸，没人回答，他又喊妈妈，还是没有人回答，妹妹！小弟！叫遍了全家人都没有回音，家里分明是有人啊！她看见里屋父亲坐在角落的小凳子上，弟弟恐惧地躲在父亲身后，妹妹在门后面哭泣，两个军人正在家里翻箱倒柜的搜查曼霞的反革命证据，朱亚一片茫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看看父亲，高大的身躯卷缩成一团，低着头叹气，看看弟弟妹妹像乞求保护的小动物一样泪眼汪汪地看着她。她那兴奋的心情顿时化为烟云，不翼而飞了。当她听说母亲成了反革命时，她像崩溃了一样嚎啕大哭。
不久她就返校上学了，脸上罩着沉重的阴云，她不论走到哪里都感到有无数鄙夷的目光盯着她，她很孤独，她的上铺是曲阜县副县长高X清的女儿高XX，她很丑，嫉妒朱亚的美貌和优秀，所以幸灾乐祸，每天晚上都在上面摇晃着木头床，让稻草落到朱亚的身上头上，朱亚忍耐着这种欺辱。高XX又把她的衣服弄脏，扔到床下面，饭碗被扣到垃圾上，朱亚含着泪收拾起来，默默地忍受着，高XX更得意了，她挑动住校的学生批斗朱亚，叫她“反革命羔子”！朱亚实在住不下去。她悄悄收拾行李，在一个部队接孩子回去的周日，爬上了大卡车回家了。文革的闹腾渐渐平息了，轰轰烈烈也过去了，武斗基本停止了，小山沟又闭塞起来，每天下午部队邮政所成了人们的聚集地，因为每天从曲阜开来的唯一的一班长途客车带来报纸和信件及包裹，在邮电所等车等报纸就成了我们小朋友的唯一生活消遣地。
很久很久没有看到朱亚大姐姐矫美的身影，好久好久没有听到朱亚大姐姐那纯朴、友善、开朗的笑。。。。。。
大约1967年的秋，天暗极了，朱亚大姐姐出现在邮电所，她满脸忧伤，在柜台上花一角六分钱买了两张邮票，一张贴在信封上，一张放在信封里交给邮递员老耿，老耿不解地问：朱亚，你寄一张邮票干什么？朱亚凝重地说：我妈没有钱，如果不寄邮票，我们就收不到妈妈的回信了。说着她强忍眼中就要涌出的泪水，放下信转身就匆匆走了，是那么慌张、急促。我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想着连八分钱都没有的朱亚妈妈在农村劳改中是什么样呢？
1968年秋高气爽的一天，我们部队大院热闹得几乎翻了天，部队第一次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当兵，那时凡是年满15岁的孩子都可以穿上绿军装，十四岁多点也可以，那个时代人们多么羡慕解放军啊！我姐姐也是这批女兵的一员，朱亚班里所有部队子女全部入伍，只有近视眼已故的邵东岱没有走。我们在大礼堂前的篮球场上为“新兵们”送行，内部征兵走不远，都是喜气洋洋的。人们一伙一伙的围着穿军装的小孩子，说着，笑着，我站在操场上无意中向大坡上看到朱亚正站在家门口看着热闹的人群，许久、许久，是啊！论学习成绩，论长相，论能力，这所有的孩子谁能超过朱亚啊，可是这个年代比的是家庭出身，比的是根红苗正，反革命的子女是不行的！她只能感叹自己命苦。她妹妹看她伤心就拉她回家，有足足十分钟她才往回走，那目光是羡慕，悔恨，忧伤，说不定还有怨恨和嫉妒。。。。。。
父亲上班，弟弟妹妹上学，她在家里操持着一切，每当弟弟受到顽皮的孩子叫他反革命狗崽子时都很委屈，他回到家里会告诉朱亚并扑到姐姐怀里哭诉一番，可是朱亚积压在心中的冤屈又向谁哭诉呢？她真想搂着弟弟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可是不行！弟弟妹妹依靠的坚强不能倒塌！她教导弟弟不理他们，自己努力学习，将来争一口气！朱亚自己呢？！多少次偷偷滴抹泪，有时会哭泣一个晚上，现实就是这样残酷！
林彪事件以后，到1972年开始甄别“反革命案件”了，陆续有一部分错案开始纠正，曼霞回到了部队，住了一段就开始上访了。她去济南，到军区政治部和济军后勤部上访。据说还去了北京总政治部上访。朱亚爸爸每次都要骑自行车送她妈妈到距离部队四公里外的歇马亭火车站，坐火车去济南，听说朱亚妈妈已经在北京、济南、薛城之间找了很多部门，每次都是“歇马亭”小站上下车。上行道火车向北，下行道火车向南，这天送走朱亚妈妈的爸爸低着头跨过北行的铁路道轨，走上向南行的铁路，一列呼啸疾驰而过的货运列车撞上了朱亚爸爸，撞出了几十米远的铁道旁，脑浆四溅，据说削去了半个脸，遗体为了补圆头部，就用很多绷带撑起来，停放在门诊楼前面，当人们通知朱亚时，她很惊呆，连连说：不会吧，一定不会！在事实面前她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她跑到门诊楼前，看到一副担架上躺着一个人，她揭开白布，整个头和脸都缠着厚厚的纱布，只是认出父亲的身体，她痴呆地站着，不知所措，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噩梦，当她回过神来，她猛然扑到了尸体上，发出撕人心碎的哭声，她拼命地抓着担架上父亲的尸体，摇晃着父亲，疯狂地用头撞击着父亲，非要把父亲叫醒一样，几个女兵把她扶起来，拉开，她挣脱后又扑向尸体。爸爸，爸爸呀！你怎么了，你醒醒啊！你不能死啊，你不能走啊！你扔下我们可怎么办呀！爸爸，快醒一醒吧，看看我吧！我们怎么过呀！她一边哭嚎，一边拆开父亲的纱布，战士过来把她拉起来，她拼命挣脱，拼命的哭嚎，头发散乱地盖住了满脸泪水，她拼命摇晃着身子想挣脱，叫醒父亲一起回家，可她终究没有叫醒父亲！
军绿色的救护车把尸体拉到部队的太平间，我们站在好远好远地看。好几个战士陪着朱亚和她弟弟妹妹一起走向太平间，几个战士把尸体抬进太平间，她又扑上去，不愿意离开爸爸，战士死死拉住她，她挣扎着，呼喊着，像是一个疯人。埋葬了父亲，她就在部队安排下干了临时工，挣钱供弟妹上学，供母亲上访，她带着弟弟妹妹熬着日子。
就是这个秋天，我和同学登上部队的南山，远远看见部队的墓地里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朱亚大姐姐久久站在他爸爸的坟墓前，不知道她在向她的爸爸述说什么。金色的山坡，金色的夕阳，穿着旧军装的身影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
1973年我们随父亲到了薛城部队，一个初冬的傍晚，门岗值班室来电话说有两个人找我爸，是来上访的。我爸让我去领她们进来然后安排到招待所。我就跑到大门岗，一看是朱亚和她妈妈，我就说：你们来了，曼霞阿姨！我没敢和朱亚打招呼，朱亚围了一个严严的围巾，眼睛里充满了忧伤和愁苦。我和她们走过部队大院，路上曼霞阿姨仍然很健谈，说这说那，到了招待所，我找李孟国班长安排房间，领了饭票给她们，然后我向曼霞阿姨道别就走了，朱亚始终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抬头看过我一眼。
后来听说她安排工作了，去曲阜县董庄公社卫生院当了卫生员，不知道是怎么安排的，还是她自己选择的。反正那个时代分配工作没有下乡镇的，最差也是县城安排。再以后就没有了音讯，一晃就是五十年过去了，不知道年近古稀的她怎么样？真想去曲阜找找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