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潮刮进了父亲所在部队的深山沟里，虽然说是偏在曲阜，泗水，宁阳三县交界，但是跟风很快，组建红卫兵雷厉风行，我们学校的领导立即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是属于官办的组织，吸纳高年级的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学生和低年级比较安稳听话的孩子参加，那一年我九岁，学习成绩是班级第二名，因为第一名刘向军不是学霸，是学神一级的人物，全部100分而且字迹工整。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排除在外，当学校宣布红卫兵名单的时候，我一听没有自己，当场就哭了，哭的很伤心，回家也没有吃饭，姥姥给我洗脸，我哭的更凶了。孩子都是那样，在自己亲人面前逞能！干脆去学校写申请，我含着泪水，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当时我想既然你们不要我加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才不给你们写申请呢，我应该想一个名字，在那里苦思冥想，最后想出来一个“东方红红卫兵”，对不写加入申请，写一个成立东方红红卫兵的申请。我写完，交给了李校长。当时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对！咱们不入他们的红卫兵，咱们自己组建。一些同学继续申请加入“毛红”，他们视我们为异端，我家的邻居王建标就告诉他弟弟王建勇不要加入东方红红卫兵，但是大多数还是想加入“东红”的，高年级的孙祥运和范济平（女）来找我，说这个名字好，我们自己组建，当时纠集了十几个人去找校长，在我的申请上签字，共同要求，然后我们信心百倍，气质昂扬的回家了。

    第二天，李校长来找我，说能不能晚几天造大旗，印袖章。我很胆小，也不愿意为难学校，支支吾吾就答应了，然后通知了孙祥运和范济平，他们一听立马跳起来了！不行！立即办！他们找到校长，要求马上办，群众运动面前校长也没办法，连夜刻板，我要求刻上半圆的红太阳，闪闪发光那种，都是毛体的东方红红卫兵。第二天就印好了红袖章，我找邻居刘阿姨给做的大旗，太阳标，东方红，红卫兵都是黄布剪出来的字，用缝纫机轧上去的，我姥姥做的字，想想真精致。

    别小看我创意的这个红太阳小图案，这对孩子的吸引力很大，同班同学王洪军就是冲着这个红太阳来的，胳膊上都带一个红匝，“毛红”就一排字，我们“东红”还有一个花一样的小标识，大家都说好看，所以都申请加入我们，我们是申请就批，所以成为学校人数最多，组织最庞大的红卫兵组织。

    由于我是首先提出来组建红卫兵的，又是我提出的名字，所以成为组织者之一，被选为政治委员，孙祥运是大队长，范济平是副大队长，成立大会那一天，我们使用部队的大礼堂，孙祥运先讲话，校方有老师讲话祝贺，我宣布加入者的名单，叫到名字上台来领袖章，因为我胆小，声音不太，身边熊玉华老师大声重复喊名字，范济平给他们发袖章。

    我们开大会都是占用最大的教室，挤满了人，我一直担任司仪这个角色，老师给我稿子，教我说一遍，然后我就在大会上说：大会进行第一项，什么第二项之类的。当时我们重大的决定是去曲阜的董庄公社串联，点燃文化大革命之火。我们带上中午饭，步行到董庄公社，受到公社的接待，然后我们找到街上房子的平整墙面刷上标语，下午我们一队人马就回来了。

    我们还组织了一次去吴村公社开批判大会，批斗一个地主子弟，这个地主子弟是在东北工作，挺有钱的吧，但是被抓回来了，开会之前，他坐在主席台上，还和主持会议的人谈笑风生的，过了一会宣布批判大会开始，就让他低头站在主席台上，他戴了一个真皮毛毛的棉帽子，群众高喊：把帽子摘了！他摘下帽子放到旁边的桌子上，有人高喊，放到地上！他赶紧把皮帽子扔到地上，这个时候诉苦的人就上来说他家的罪恶，他爸爸是还乡团，他爸爸反攻回来，把农会干部捆在大树上打死了，这个控诉人很厉害，当年看到丈夫死在吴村街上，就扑上去，用牙把捆人的粗麻绳给要断了，用牙咬断麻绳，这是什么样的力量。还有一个控诉人说他爸爸去逼债，收欠租，打人家，看人家媳妇怀孕了，他爸爸说：这么穷再生孩子，多一张口，租子不是越欠越多！说着就踢人家媳妇，硬是给人家踢流产了。就是这个老人的老婆，以后再也没有生育能力了。这一带是二次解放，第一次解放军来了，分了地主的地，然后解放军就走了，还乡团回来了，疯狂的报复！这个地主的儿子成了替罪羊，很多人上来控诉，越说越厉害，就开始动手了，主持大会的还想维持秩序，结果被冲上去的群众打乱了套，我们赶紧组织我们的人撤出现场，都是孩子，我们拼命拉着同学向后撤，还好，任由会场大乱，我们清点人数，然后组织步行回家。

    我们还决定去曲阜，因为“毛红”组建一个高年级的十几个人的“董存瑞战斗队”，他们去韶山，去北京，我们低年级组织去曲阜势在必行。我们开完会，我回家和母亲说：母亲不同意，翻脸了，说：就给你这一身衣服，你要去，就不要你了。我当时穿着一个蓝色的有帽子的棉猴，是我姥姥手工仿制上海时髦冬装缝制的，特别合身，特别时尚。我没有去成，“东红”大队人马三天才回来，很多掉队的。

    回来之后，红卫兵基本分裂了，“毛红”只有董存瑞战斗队在活动，我们四分五裂，也开不成会了，再后来就分派了，一伙成了“卫东彪”的拥护者，一伙成了“大联合”的拥护者，我成了“走资派”的小崽子，也没有人一起玩了，就是在家里，或者爬到大礼堂的房顶，从幕布滑下去，去收缴的图书堆里去看书，或者偷几本回来，埋到山上，然后去山沟里看书。我们现在知道有人喜欢背书名，背那些世界名著和俄罗斯名著的书名，基本上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文革那些年还真的把人家背书名的那些书看了一遍。“东红”消失了，消失的连同学聚会都不曾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