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春夏之交的季节，一个阳光特别明媚的中午，我们放学回家吃中午饭，路过最早院级领导住的那排平房，我家最早住在这里，前面是科室的干部宿舍，后面是医院中层干部，科主任的家庭住房，这一排只能住两户，每户五间平房，里面有厨房厕所和后门，后来我家搬到院领导的独立院落去了，这里一直空着，房子东面有一堆很大的沙子堆，准备盖新房子，一个小女孩正蹲在沙子上玩，她扎着挺粗的短辫子，穿了一双白色凉鞋，听说是从青岛来的，她爸是副院长，我还在想，和我同学来我们班就好了。
果真天随人愿，不几天，我们正在上第二节课，老师领来一个小女孩，老师说：她叫李金媛，是我们的新同学，我们顿时鼓掌欢迎，看她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就是嘴唇有点厚，个子比我还高，她很腼腆很害羞的样子站在那里，等着安排座位，后来安排到我的前排。
下课了，同学们都很好奇，把她围在中间，问长问短，她应接不暇地回答同学，我很嫉妒他们的勇敢，我不敢去说话，后来总算是认识了她，同学们给她起了一个外号“李大胖子”我觉得她是骨头架子大，人并不胖，我从来没有叫过她的外号，不过，她却给我起了一个不太雅的外号“假妮”，就是说我像个女孩子一样腼腆。
1965年我们二年级下学期开始了，年龄最大的陈现金当班长，他是当地农村杨柳村的孩子当时已经十四岁了，我们部队的孩子都是八岁，学神刘向军是学习委员，我是卫生委员，李金媛是文体委员，从此我们开始了班干部的生涯。1966年她加入了我们东方红红卫兵，刘向军则是第一批“毛红”。我们来往最多的时候是从“复课闹革命”开始，就是1967年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用她的铅笔刀，一下子用断了，她哭了，我一放学就跑到军人服务社给她买了一把，然后到大礼堂台阶上等她，因为我们放学之后，都去生产班买牛奶，下午当兵的挤牛奶，然后我们每家都去买，一茶缸三分钱，她每天都去，我等她从生产班端着奶出来，就跑过去递给她刀子，她哼了一声说，我非要那个旧的，不要新的！我没有办法，就跑到南山坡上，在石头上磨旧它，然后又在河沟沙子里磨光滑，第二天上学给她，她撇着嘴说：谁要你的刀子，断就断了呗！我还记得那撇嘴的样子，一种高贵而顽皮的样子。
她是文体委员，教我们排练节目，那个时候每个班级都要出节目汇演，有一次我们用部队大礼堂排练，好像是游击队员之歌，表演一个打枪射击的动作，前后穿插，各种射击动作，我们故意捣乱，她一个一个教我们，舞台是木板的，颜磊（后来是海军的舰长）退，退，退到舞台没有盖板的洞里，摔了一下子。我们把颜磊拉上来，排练就不了了之了，最后我们也没有参加汇演。
后来我们俩真的是要好，人家说我们是一对，当时同学们认为：范金虎（外号老虎）和张素丽是一对。当时我们都默认，任由别人说。那个时候我们平行隔开两个桌子，她坐在北面靠过道的座位，我坐在南面靠过道的座位，每当上课我总是看她几眼，她总是对我笑笑，彼此天天这样，在评五好学生的时候，同学王朋给我提意见说：上课光和李金媛眉来眼去，不专心听课，当时我的脸一下子涨红了，偷偷看了她一眼，她正伏在桌子上，谁也不看，好像是钻进老鼠洞躲避一样。
她经常教训我，更是不顾情面地揭我短处。有一次我们劳动休息的时候，就是陈胜那种“辍耕之陇上”的样子，我说：听住院的公安兵说，咱们的监狱里也打人，也有刑罚。她立即瞪了我一眼！你说这个有什么好处？！我顿时哑然了。
有一次，上晚自习前，我去南山破疯跑，铅笔盒丢了，到了学校很懊恼，正好一个杨柳村的同学找事，我接着大发作，把他按到地上，收拾他一顿。李金媛很不高兴地过来制止我：你自己丢了东西，别拿别人出气！我顿时放手，无奈地回到座位上。
不过，我总是用拳头回敬她，有点类似于家暴吧，我打她，她就哭，然后趴在桌子上哭，我知道她装哭，我就拉她的辫子，她一抬头就看见她没有哭，就再拧她一把，然后逃之夭夭。她经常一本正经地警告我：二毛，你不能再打我了，昨天我身上又紫了好几块。看着她严肃的样子，我并不害怕，我用手指头朝她的额头指一下，就跑了，还说：我才不理你呢！同学们都愤愤不平，有一次我发作业，我借机又打了她一下，在场的同学很多，王洪军说：二毛，你怎么老打人家李金媛？！我说：打是亲，骂是爱！没想到这个失口引起了全班哄堂大笑，李金媛羞红了脸，”就你会说！“随着话音她就跑出教室，我成了众矢之的，”你和她亲呀“”那好，你俩就是小两口“，我在教室里低着头一言不发。
我们上五年级的时候，二年级的班长陈现金当兵了，陈现金给李金媛写信，李金媛从来不回信，陈现金知道我和李金媛好，就让我劝她回信，有一次我们去吴村参加活动回来，我和李金媛相遇了，她和她家邻居女孩王润芝一起，我们三人结伴而行，我说：给你说个事行么？王润芝能听吗？她说：没事，她可以听，你说吧！意思是她不避人。我思忖了一下说：陈现金给你写信，你怎么不回信？人家让我给你说说。她很蔑视地哼了一声：说什么，我给他回什么信，凡是男的，我都不给通信！
”那我给你写信呢？就是以后，我们分开了，给你写信，你回吗？“”我不知道“她笑着说：”你是妮，你是假妮！“她真是会狡辩，我追着她打，她围着王润芝转，王润芝又挡又拉架，最后王润芝拉开我，岔开话题，我们往回走着。
有一次她和同学郭秀芬坐在土坡下谈论《青春之歌》这本书，我远远看到她俩之后，就绕道爬上土坡，我往下推土，她们赶紧站起来，一看我在上面偷听，我在上面得意洋洋地撇着嘴，看着她俩尴尬的样子。上晚自习，我俩总是选择对桌，有一次我给我们院一个叫邵东岱（已故）的大孩子写信，写我准备要求加入共青团，她听我自言自语嘟囔一句，就说我吹牛，初中才能入团，你真会吹！她总是一副很得意的样子，特别是在老师宿舍开班干部会议，她坐在床上，摇着腿，我从三年级开始就是班长，总是纠正她的习惯，她竟然不以为然，摇的更来劲了，连我们班主任都感觉我俩在斗气。
有一次期末考试，考常识课，我考了92分，我赶紧翻卷子，问有没有93分以上的，那次刘向军居然没有考到92分，我确定自己是第一名的时候，很得意。李金媛斜视着我：哼！有什么了不起！就怕人家超过你！我接着拧着她的肉，趾高气扬地说：怎么滴！
有一天晚上在熊老师家排练智取威虎山选段，我去晚了，跳着进去的，口里唱着”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正巧在她的面前停住，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我尴尬的恨不能钻到床底下。
记得李白《长干行》有几句是这样的：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不知道这种天真烂漫，无所猜忌的感情是不是爱情？应该不是。我出狱平反之后，已经22岁了，母亲很着急，为了面子，必须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当时我想到李金媛，父母都说人家可能早结婚了，母亲问我能联系到她吗？再说你们是小学的同学，初中高中都没有联系，现在去找人家恐怕不可能。母亲到处给我找对象，母亲是有名的红娘，有办法，就给我找到了现在的老婆。后来我收到李金媛的来信，说听他爸爸说我随着父母到了泰安，她就写信到干休所让我父亲转交信件，信很简单，约我到曲阜一谈，我回信说：我已经有了未婚妻。她十分生气，回了一封长信，说这些年没有找对象的三个原因之一就是等着我，前两个原因是第一贪玩，打球；第二父母最后落脚哪里没有确定；第三相信你没有罪，你会出来的，我等着你！
1988年我带客户到曲阜，住在阙里宾舍，打电话在酒店见了一面，她的步伐还是那么矫健，还是那么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傲样子，好像说了几句话，她就告辞了。知道她在烟草公司，知道她结婚了，她丈夫是曲阜县经委的干部，据她说：他们在曲阜城里也是令人瞩目的一对！她公公是曲阜县一个企业的书记，知道她父母离休去了兖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