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叔1962年从南京林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辽宁抚顺市林业部门工作，1964年2月抚顺两个县划归即将成立的沈阳专员公署，我三叔被调到专署，1964年3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沈阳行政专员公署，我三叔在农林口工作。
那年春节正是二月份，人员刚刚报到，专署按照人头每人配发了十斤大米，十斤黄豆，一桶油，一袋面粉，还有羊肉，牛肉和猪肉等等，当时农林口分管的科长已经是五个孩子的父亲了，在那个饥饿的年代这样的家庭吃饭都成了问题，春节他邀请所属的七八个人到家里吃饭，这七八个人都是单身汉，他们到科长家里吃饭，肯定带两样东西，或米，或面，或油，或肉，因为刚刚发下来。唯独我三叔思想简单，空手而去，进门之后和科长的眼睛一对视，或许有了一点不懂事的感觉，人家是冲着刚发下来东西，把着收礼才请客的，空手而去不是得罪人吗。
且不说之后安排工作我三叔老是被派到最偏远的地方，而且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的那种工作，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我三叔先是胃痛，随后就是溃疡，有时候胃痛的像焦裕禄一样要抵住木头上借着压迫感减轻疼痛。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我三叔被派到偏远的乡下搞“社教”，搞了九个月的社教，被通知回单位。
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抓“牛鬼蛇神”，当时是按照人员比例派任务的，整个农林水口一共24个干部，按照10%的比例抓“坏人”至少需要抓两个坏人，一个是大地主出身的一名干部，另一个就是我三叔，说是因为我爷爷“投机倒把”罪被判刑，我三叔没有向组织报告。定下来两个“坏人”之后，就开始整理材料，让全体人员揭发。
我三叔的“罪行”很快就凑齐了：我三叔攻击党的干部路线！我三叔曾说过：提拔干部像煎鱼，小鱼小虾都有油，放在中间，享受的油多，煎的完整好看，大的鱼就放到一边，沾不全油，所以被搞得少皮无毛的都烂了。我三叔还说过：哪个阶级里都有好人，都有坏人。这是公然反对毛主席的阶级论，污蔑无产阶级，美化资产阶级。最后一条是在全体人员大会上公然反对雷锋精神。有一次开会，问大家：如果一个人掉到水里，你不会游泳怎么办？大家都说奋不顾身跳下去先救人，我三叔说你们都是说瞎话，你不会游泳怎么能救人？我不跳下去，我去喊人！这也成了罪状。
然后就开始了游街批斗，当时被游街的还有沈阳专署的主要领导，叫做“走资派”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专署第一书记申东黎首当其冲被批判，申书记原名孙静，解放前长期从事地下秘密工作，曾被党组织派往张学良的东北军里从事秘密工作，曾被党组织派到日伪的心脏长春市做党的秘密工作。解放后曾担任鞍钢党委书记，与苏联代表和专家有着多方面的联系，后来从辽宁省委秘书长的位置上调任沈阳专署第一书记，他被诬陷为苏联特务。申东黎游街的时候背上背着一个鼓，前面挂着走资派的牌子，我三叔被逼在后面敲鼓，一路走一路敲。第二次批斗刚刚结束不久的1967年06月18日申东黎自杀身亡，当时不到50岁。
这个时候形势开始混乱起来，当时组织部的一位干部和我三叔关系比较好，他偷偷找到我三叔，他说：现在开始打人了，有的干部被打伤了，你赶紧走吧，我给你开介绍信，你走吧！这样沈阳专署组织部开给抚顺市委组织部的商调函开出后，我三叔拿着介绍信到抚顺报到，因为是学林业的，所以被安排到抚顺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