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我三叔被抚顺市委组织部安排到抚顺县工作，一到抚顺县就和所有干部一样到57干校，下放到农村，因为我三叔有胃病，不久就被抽调回城里上班，在五七战士办公室工作，就是为下乡的干部，所谓的五七战士解决问题，这个办公室属于抚顺县委组织部管辖。

    当时抚顺县有一个小学教员叫罗玉富，他借文革开始造反，成为造反派的头头，成立革命委员会（相当于县委县政府）的时候他成为革委会的副主任，就是副书记副县长。有一次我三叔跟着他坐吉普车出差，在抚顺路口，遇到大堵车，他亲自下来指挥交通，仅仅是几分钟就疏通了道路，显示了他的亲民与魄力，再就是入冬集中运输大白菜，那个时候每年由政府主持为市民调运白菜萝卜过冬成为政府的一个重大任务，抚顺县上万亩的白菜，组织干部到地里收，需要运往市区，大家一筹莫展，罗玉富仅仅一个小时就从各个单位调集了50辆大卡车，将越冬白菜运往市内。就因为文革开始批斗走资派的时候，打了县委书记两个耳光，在文革后被划为“三种人”，所谓“三种人”就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造反夺权，升了官，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就是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刑讯逼供，摧残人身，情节严重的人，砸机关、抢档案、破坏公私财物的主要分子和幕后策划者，策划、组织、指挥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的分子。造反起家，打了三耳光，标准的三种人，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文革结束时的县委书记王朋（音）也被划为三种人受到审查，他是因为在省委农村工作部时和部长郭宏仁（音）矛盾很深，郭宏仁通过组织关系整治他的。当时没有纪委，所以抚顺县组织部成立一个七八个人的专案组隔离审查王朋，我三叔是专案组成员，负责写材料。后来王朋升任抚顺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有一次去抚顺大剧院看演出，我三叔和三婶坐在王朋夫妇的后一排，中场休息，王朋一回头看到我三叔，他说：你他妈的也来看戏！我三叔说：你领导能看戏，我老百姓就不能看戏吗？！你官当这么大，嘴还不干净？我有妈，你也有妈！你妈你妈的不好听吧！王书记整你的是省委郭宏仁，你有本事去找郭宏仁算账，别欺负我们这些办事的，再说你摸着良心想一想，我们对你怎么样，当时都知道是郭宏仁整你，都同情你，出去批斗，驾驶室哪次不是让给你坐？我们在卡车上面，口罩和棉帽子都冻到脸上拿不下来了；咱们住在地下室，那个炕头靠炉子一边都是让给你住，怕你冷；哪次你家属孩子送东西，我们为难过他们，你让你家属说说！这个时候王朋的老婆就拉着王朋走，我三叔说：你不要老是报复我们这些小干事，你的结论是我写的，都是冠冕堂皇的大话套话，一件具体事都没有写，你自己不清楚吗？你亲自下令抚顺县委组织部的干部一个不允许提拔，你是不是报复错了对象啊！王朋有点挂不住了，这时候王朋的老婆拉着他离开了，连下半场都没有看。后来被压制的干部都陆续使用了，我三叔就当了林业局长。

    但是不会说话仍然是他致命伤，当三北防护林启动的时候，中央和省里有关领导来开会，市委书记说：我们抚顺的天这几年蓝了很多，这与林业局植树造林的功劳是分不开的。我三叔接着说：你这不是瞎扯吗？咱抚顺蓝天和造林关系不大，主要是这几年工厂都干黄了，烟囱不冒黑烟了，以后干黄的更多，天更蓝。市委书记气的脸焦黄！会后他找到抚顺县委书记特别交代，以后所有会议都不要老孙头参加。我三叔在林业局位置上12年，四个副局长都是乡镇书记为了进城才委曲在这里当副职的，难领导可想而知。好在我三叔学历高，资格老，脾气大，说话难听，所以林业局整体工作还可以，后来一个上级书记的儿子需要买房子，也需要安排正职，县委书记就让我三叔让位，然后让我三叔在抚顺县随便挑一个岗位，我三叔说：我挑你县委书记的位置你肯定不给，你随便安排吧，我服从组织。这样我三叔就成了机关直属党委书记。

    这个岗位是一个闲差，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功能的闲职居然也得罪人，这个部门负责给机关人员分房子。过去机关分房子是这样，新增加了十套房子，这样所有县直机关的房子都参与再次分配，按照资历条件职务高，资格老，职称高等等条件对比中排名，高的分新的大房子，然后腾出来的房子依次调整分配，最后剩下十套简陋的单间或者小房子给新来的年轻人。理论上是这样，实际上十套房子可能六套已经被书记县长，甚至市委书记市长指定了，你只能分配四套。当时统计局长的儿子刚进机关，可以分一个单间，他找我叔说：有一个套间在哪里哪里，让照顾他，我三叔说：我也不管分房子，是工会主席管。这样就得罪了人家，有一次居然在县委大楼里借机破口大骂我三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