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7年开始做家电，虽然挣了一些钱，支撑着几百人的工厂，但是到世纪之交已经是穷途末路了。我是做电视机组装的，一台29英寸电视机把散件组织进来是2000元，组装之后市场价格最多1900元，当你再次压价组织进来1750元时，生产出来的时候，市场上同类产品只有1600元零售价。已经完全没有办法维持生存了，这期间我试图转产功放卡拉OK组合，没有成功；我又去韩国试图转产VCD并且高起点，三碟开始，结果“三碟”成了脑子慢半拍，傻子的代名词；我想整体转为商贸企业，大批派工人去深圳经商，虽然出了几个老板，但是整体还是失败的，为了让工人有活干，为了让工厂继续运转，我必须找一个生产期间不降价，生产之后不仅不降价，还能升值的产品。我瞄准了玉器加工。

    2002年开始，我去了岫岩，发现没有太多收藏价值和长期的资源；我去了新疆，和田玉加工的分量不大，而且炒作太过；我去了镇平，南阳玉是一种很软的玉；最后我去了瑞丽，盈江，腾冲，看了缅甸玉，最后感到缅甸玉还可以加工并销售。但是这个行业属于“三年不发市。发市吃三年”的生意，最主要的是没有可以大规模生产的品种，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我就在一个东海人的带领下，在瑞丽租了房子住下了。每天去市场看原料，也采购一些玉器成品，慢慢熟悉了当地，并且听了很多故事，特别是毒品方面的故事。

    2002年金三角已经很少毒品生产了，零散在缅甸地方武装境内的毒品已经不成规模了，但是输入中国仍然是主要销售方向，并且国内毒品销售，吸食一直没有绝迹，其中大部分就来自中缅边境，当时在缅甸一边一公斤海洛因大约三万元人民币，到瑞丽这边就是五万元左右，到了昆明就是七十万一公斤，到了广州大约是140万元。据说在瑞丽，一个瘾君子一天十元钱就可以吸个够，他们往往在武警派出所门口的大树下一边交易一边吸食，如果你想贩毒挣钱，那是不可能的。听说一个兰州小伙带着几万元想买一公斤回去发财，在瑞丽居住研究很久，然后从一手毒贩手里买到货，在瑞丽到昆明的途中就被警察拿下，死刑毫无疑问。这种散客有一个抓一个都没有任何异议，因为你这边付款提货，那边就打电话举报你的相貌及特征，警察立即跟踪到你，有的被抓还蒙在鼓里，有的心里明白，拼命甩尾巴，但是不可能逃脱。

    只有两条路，飞机和大巴，飞机不可能，安检很严格；大巴就是唯一渠道，但是大巴在去往昆明途中要经过好几个武警检查站，是那种全部下车搜查的检查，包括重点旅客的搜身。一般是源头毒贩的举报，然后警察跟踪，我就经历过跟丢的情况，三个警察跟踪毒贩，本来在检查站抓捕，结果全车反复搜查没有找到，逐个谈话没有结果，晚上到昆明时，他们三个警察像斗败的公鸡一样垂头丧气地走了。

    既然检查这么严格，国内不应该有毒品流通了吧？！但是各地还是有毒品销售和吸毒者，这样每年必须抓几个毒贩子显示禁毒成果和国内流通的来源。据说是禁毒警察安排任务给制贩毒集团，每年交几个人。制贩毒集团就花钱买人，那个时候找到一个运毒人大约六万元，负责从瑞丽运到昆明，给他一公斤毒品，让他带到昆明，告诉他如果抓到就是死，然后给他家六万元，如果逃脱了那就可以好好生活了。集团把毒品交给他，然后把他的体貌特征告诉警察，警察就开始实施抓捕，我碰到的那一次可能就是逃脱了抓捕，把货交到了昆明。

    据说当时有一个公安局长伙同政委，武警大队长三个人贩毒并成为一时间的主渠道，他们指挥制贩毒集团向境内贩毒，从中获得巨大利润。后来他们洗手不干了，三个人相安无事，也很少来往。若干年后，武警大队长成了云南总队的一个挺大的官员，局长也成了云南省公安厅的大官，唯独政委还在德宏州，他去找武警的那个曾经的同伙要求帮忙调到昆明然后退休，人家说我们是武警系统，没有办法帮忙；他又去公安厅，人家也不想管。这个政委就说狠话：你们都在昆明享福，把我扔在德宏，要不我就自首，让大家都完蛋。其他两个人以为他是说说而已，没曾想到他真的自首了，把当年利用职务之便贩毒的情况全部交代了。结果三个人全部被抓，这个政委有自首情节被判死缓，后来改为无期徒刑，另外两个全部执行死刑。我听说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政委还在服刑，不知道今天是否出来了，是不是还在人间，那两个早就去了阴曹地府。

    还听说过找不到买家的“毒贩”，据说有一次有一个分局为了搞一点经费，带着五斤毒品，开着“携毒证”到广州卖毒品，结果硬硬没有找到买家，拿着毒品回来了。今天金三角已经转型，毒品源头越来越少，关于毒品的故事也成了神奇的传说。